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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文化身份的回归 　　摘要：全球化语境下，译者的文化身份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即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土文化，二者既矛盾又统一。在翻译教学中，要警惕向外来语言和文化“一边倒”的倾向，适当向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倾斜。本文首先总结了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与翻译教学的特征，揭示了译者本土化意识的重要性，最后探讨了译者本土化意识的培养途径，指出译者的文化身份最终须回归本土。 　　关键词：全球化；本土化；翻译；翻译教学 　　一、引言 　　当今世界最深刻的变革莫不与全球化相关（胡志国，2009）。在这样一个充分互联的世界里，一条信息瞬间就能传遍全球，这种信息大爆炸式的传播速度使得人们不得不关注到全球化飞驰的脚步。 　　在全球化语境下，译者具有多重身份，不仅要担当起语言沟通者的角色，还要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文化身份是“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矛盾体，具有鲜明的全球性和本土性两重特征”（赵曙明，金春伟，2002）。从概念上来说，本土化与全球化是相对的两个过程，但从实质上看来，本地化来源于全球化，两者相辅相成，又互相作用。因此，译者要正确地认识全球化与本土化辨证统一的关系，将外国的优秀文化移植于本国的土壤中，并且开出适应本国水土又充满异域芬芳的花。即译者须充分考虑翻译的二元性（李晶，2012），既具有全球化思维有兼具本土化意识。 　　二、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 　　随着“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已经织成一张极其细密的网，将世界的每一角落都网罗其中。翻译是语言与文化沟通的桥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大潮的冲击。当今翻译最大的语境莫过于全球化了。全球化的翻译在越来越密切的国际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地位是无可取代的。 　　James Holmes（1972）在《翻译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先描述了翻译的实质和研究内涵，翻译学学科自此确立。而后，西方经历了翻译理论从70年代发端到80年代中兴再到90年以后的逐渐衍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Susan Bassnett和André Lefevere倡导翻译的“文化转向”在更广阔的文化层面展开讨论，将翻译学这一边缘学科带到了学术研究的中心。潘文国（2002）在提到“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时，就曾主张从西方翻译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吸收和借鉴到中国翻译学科建设中。以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翻译家和理论家Cronin（2003）的《翻译与全球化》为标志，翻译理论多元化构建的新范式诞生。在国内，清华大学英语系教授、比较文学专家王宁（2004）的《全球化和文化翻译》也堪称全球化视角下中国本土化翻译的范本。近年来有关于翻译与全球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在知网搜索引擎中输入“翻译”和“全球化”两个关键词，得到了21 447条结果。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信息交流平台正逐步建成，有关翻译理论也必将得到充实和继续发展，全球化外语教学格局下的翻译人才培养势在必行。 　　在国内本科阶段，翻译人才的培养绝大多数都依附于英语专业（或其他语种）下的翻译方向，课程设置也莫不与英语有关。在这种培养模式和课程设置下，学生也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对英语语言或技能的学习，反倒对本国的语言和文化生疏起来。其结果是翻译教学重外语和理论，轻汉语和文化，导致很多学生在英译汉的过程中，常常词穷或词不达意，译文缺乏美感，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又缺少对汉语文本的美学鉴赏能力，译文也只是差强人意。从长远来看，翻译教学在无意间助长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劲头，忽略了民族性和本土化的意识培养，不利于形成多元文化互融的翻译语境。Cronin（2003）认为翻译在保持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上潜力巨大。由此可见，译事之重，关乎国家民族文化兴衰与传承，因此，译者责任重大。而翻译人才的培养离不开翻译教学，因此，翻译教师责任重大。译者本土化意识的培养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三、译者本土化意识的培养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一个既融合外来文化又维护本民族特性的矛盾体，其二重性互相渗透，需要达到一种动态平衡（赵曙明，金春伟，2002 ）。目前国内外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普遍以外语语言和文化为中心，不知不觉中弱化了对于本国语言与传统文化的培养，导致培养出来的译者缺乏充分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因此，很有必要在翻译教学中渗透本土化意识。首先，翻译教学要积极营造传统文化分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民族文化价值观，将中国传统文化写入培养方案，增添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国学课程、中西文化对比课程等相关课程，翻译专业学生可增开中国典籍翻译课程；其次，要将中国传统经典列入外语专业学生必读书目，也可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在原本的外语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