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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北漂家庭的迁徒 　　北京街头，每3个人就可能有1人来自外地。北京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200万人扩大到2012年的2069万人。数据统计显示，外来人口对于北京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0%。这些被称为“北漂”者的城市选择，对于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北京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内蒙古人李长春不得不开始“找关系”。来京四年后，这个人到中年的汉子开始逐渐变得像个城里人。 　　2009年，李长春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像他一样尚未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人有37.4万。他们散落在二环以至五环各个偏僻的胡同、平房、地下室里，怀揣着不同的梦想，要在北京城这个富贵之都找到一席之地。 　　还有726.4万人在公安部门备案登记，显示他们是合法在北京居住的流动人口。刚刚办完奥运会的北京，恢复了昔日的拥堵，截至这一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已经有1972万人。这让很多专家大跌眼镜，因为据2004年确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北京到2020年的目标常住人口才会达到1800万人。 　　北漂一族的不断扩大，使人口增加的数字提前10多年突破旧规划。 　　在茫茫人海中，人生地不熟的李长春并不显得太孤单，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而在属于他的小小家庭中，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男人却显得有些孤独――父亲已经病逝，母亲、妻子和女儿，都在与他相隔500公里开外的老家――当他想她们时，却不能“说走就走”，他要考虑时间和票子的问题，即便这两样都不在话下，如果没有“关系”，连买张回家的火车卧铺票都很难。 　　生存并不难，但要“漂”为成功者，对于李长春们来说，却漫长而残酷。 　　“进县城”――第一次的选择 　　1979年，李长春出生在赤峰市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 　　“人无厕所猪无圈、鸡粪羊粪撒满院”是昔日翁牛特旗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写照。在李长春7岁的时候，翁牛特旗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贫困旗。 　　李长春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5个姐姐。小时候的李长春可谓集父母、姐姐们和亲戚的宠爱于一身。初中毕业后，李长春就不愿意再继续上学了。在农村地区，如果男孩子不再上学，就意味着要出去赚钱了，况且李长春的父母都年事已高，他必须尽快担起家庭的重任。 　　1995年，16岁的李长春开始外出打工。 　　在这之前的两三年，中国经济迎来了新一波的“升温”，随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深化期”，各行各业的工资和收入格局也发生着变化。彼时，外出打工的小伙子喜欢当一名建筑工人，穿着质朴的粗布衣服，每天曙光微露，就开始在上百米的钢架上攀援，直到傍晚，衣服沾满了灰尘，才会出着一身透汗结束一天的工作，时间长了，便能练就强健的体格和坚韧的性格。 　　在老家附近一个县城，李长春跟着一支规模不大的建筑队当学徒，每天能有20元的收入，而他的师傅，每天也只比他多拿10块钱。按照每月工作26天来计算，一个月下来，李长春便能够拥有520元的收入；一年下来，能够拥有6240元收入。 　　现在回想起来，李长春觉得那点儿钱真是少得可怜，可是查阅国家统计局数据，却不难发现，在当年，李长春的收入并不算低――1995年，全国职工全年平均工资为5500元，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134元。 　　像李长春一样，改革开放初期出生的这一代人，在成年后迅速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县城、市，以及省里的大城市，寻找可以发家致富的工作。据2000年人口普查，1995―2000年之间，超过2596万人从西部进入东部。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王桂明的研究表明，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推动了东部城市近10%的GDP增长，贡献了东部GDP增长的近15%。 　　在小县城变大、大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做着“脏”“累”“差”工作的李长春们即将遇到成家难题，而他们的家将安在哪里？ 　　二次“进城”，女人“看家” 　　在建筑队干了3年后，李长春回家了。父母老了，在外打工时他心里总有牵挂，于是干脆回家种地。21岁时，经人介绍，李长春与同在翁牛特旗、与自己同龄的女孩罗秀环相识。 　　罗秀环在家里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下面有个妹妹，小学毕业后便在老家附近打工，在基建公司做砖瓦工，认识李长春之后，她觉得这个男孩挺可靠，转年冬天便嫁给了他。婚后，罗秀环就不工作了，而是在家里一心一意地照顾丈夫的父母。李长春仍然在田地里劳作，农闲的时候干点零散的小活，小两口也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那是一个夫妻俩都记忆深刻的年份――2002年，他和她都23岁，他们的大女儿李佳音出生了。 　　“三代五口”，是个典型的中国家庭，而养家的压力主要在李长春身上。大女儿3岁的时候，经济压力使李长春再次决定外出打工。 　　这一次，他同样选择了离家很近的地方，一是因为孩子小，二是因为父亲的胃病比较严重。但他决定要冒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