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金融实验区议而难决.doc

长三角金融实验区议而难决 江浙企业家们好说一个口头禅：到上海去赚钱，到香港去找钱。为什么他们不说到上海去找钱呢？ 眼下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差高达3000亿人民币之巨。对江浙一带的大量中小企业来说，其间只要有100亿流进来，就会根本性地改变整个市场风貌。这样一个可能的多赢局面，为何难以落地？ 温州金融界的新故事刺激大上海 上海市政协常委、金融专家吴光伟日前去温州跑了一圈，回来后大讲温州金融界正在发生的故事。他的结论是，“温州金融机构操作贷款的方法，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 比如说，王某是当地某银行的信贷员，按通常的业务模式，王某要亲自寻找客户，一旦贷款发生，后期的贷款监控、收贷工作便由王某直接负责。这是传统的叙事方式。 但是温州的新故事另有说法：王某不是直接面对客户，而是首先在族群关系———包括亲属群或好友———中发展信贷员，入选者必须非常了解当地企业，并持续与申贷企业保持密切接触。 这个故事的关键之处，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就是说，这个链条中的任何一个信贷员的信贷业务，都需要以成员体的身份与供职金融机构签订财产合同书，个人的信贷业务由此演变为群体的信贷业务，只要其中一笔发生问题，任何人都难逃其责。 因此，个体的约束机制变调为强烈的家族约束机制。 这个故事之所以讲得下去，不在于银行，而在于家族成员对风险与收益的评估，而这个对银行来说无比头疼的风险与收益评估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有通畅的信息渠道，有强烈的风险控制意识，也有灵活而有效的信贷政策，完成对贷款方进行贴身服务与监控。 比如说信贷政策。一般而言，国有金融机构由于无法识别民企的信用情况，调查监控成本又太高，就退而求其次，干脆采用一刀切的抵押贷款政策。 此举的弊端一眼可见。实际上中小民企本小利薄，所从事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房产大多租赁而来，设备也不值几个钱，再经过一番评估、折旧，价值自然所剩无几，也就自然所贷无几。 但是这些企业，往往市场极好，信用极好，不好的就是资金。如此三番折腾下来，银行错失客户，企业错失良机，而企业一旦错失良机，银行会进一步错失未来，如此轮回往复，两者都受到伤害。 温州故事解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其次是激励与约束的问题，自然，它也解决了企业与银行可能丧失的未来。 如果追根溯源，这个故事的起点是温州利率改革试点启动。 去年3月21日，央行批准浙江省瑞安市信用联社和苍南县信用社———瑞安与苍南同属温州，是民营经济发达之地———等全国8家农村信用社，在法定利率的基础上存款可上浮30％，贷款利率可上浮100％。 在实行利率浮动的50天———也就是从2002年3月21日至2002年5月10日里，瑞安信用联社共吸收1.6亿元存款，新增存款1亿元，尽管贷款利率大幅上扬，但贷款数量和质量———当然是借助家族式信贷员的力量———同步冲了上去。 利率市场化空间的变化，居然获得了上述创新，而且效果不错，以至于吴光伟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解决之道。 这是一个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吗？或者缩小范围看，这是一个上海可以借鉴的解决之道吗？温州与上海固然大有不同，不过既然温州可以这样做，那么长三角经济区为什么就不能看做一个大温州呢？ 至少吴光伟就这么看。返沪不久，他的在上海某国家政策性银行供职的学生便拿出一个方案，希望讲一个上海版的温州故事。这个故事的素描如下：由该行发起，在上海组织一批股份制形式的担保公司，面向江浙民企富庶之地广纳股东，担保公司有了江浙民间的股东，便可效法温州放贷模式。 上海的存贷比之惑和江苏信托的政策擦边球 在吴光伟赴温州考察之前，上海市政府高层交给他的任务是调研长三角资金调动真实、可据的情况，并拿出有效方案游说政策供给。为什么要调研长三角资金调动真实、可据的情况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上海金融机构存贷差高达3000亿元之巨。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被另一个数字所掩盖，就是上海金融机构的存贷比76.5％，这个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比例1个百分点，看起来可喜可贺，但是把这枚硬币反过来，就是存贷差，就不那么可喜可贺了。 为什么如此简单的道理还要反复强调呢？因为目前央行对于商业银行实施监控的指标，往往重“存贷比”，轻“存贷差”。由于四大行实施的是垂直管理体系，那么存贷比这一项也是按行政区划层层统计而来。比如说，江阴支行算出存贷比，上报至无锡市分行，无锡市分行综合统计算出市级分行的存贷比，然后上报到江苏省，省里再算出存贷比。 这个统计指标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真实反映实际的资金需求，因为经济发展已不是也不可能以行政区为框框来发展。这一点在长三角经济体现得特别明显。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获知：截至2003年5月底，上海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32万亿元，贷款1.01万亿元，也就是说，上海金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