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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维权：酬劳与保险 　　“好莱坞每一次编剧罢工都削弱了编剧的地位，是因为编剧们放弃得太快了。”写过《你的剧本逊毙了》的好莱坞资深编剧威廉?M?埃克斯认为，其实好莱坞编剧现在的地位也不高。但能够组织起“罢工”，在他们的中国同行看来已经很牛X了。中国编剧要罢工只能自己罢，集体罢工？谁理你。 　　这里面似乎透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编剧缺乏组织性以及缺乏领导。但其实也不是这样，在中国影视行业，编剧、导演、演员、摄像、灯光、美术等各个行当其实都是有组织的，不过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组织”的存在。而这些组织的功能，更多是服务大于维权。它们以“工作委员会”、“协会”之名成立，但并不像好莱坞的工会组织那样，能代表其成员与投资制片方开展旷日持久的维权之战。在维权方面，目前它们最经常做的事，是大家坐在一起，发发牢骚。 　　发牢骚并不能解决问题，但至少可以搏得舆论关注。在这个行业里，最吸引眼球的两个话题，一是报酬问题，二是保障（保险）问题。而与二者有关的事件，又常以激烈的方式登上媒体娱乐版。虽然这话题有些老调重弹，但在劳动节的时候说一说，又好像正是时候。 　　报酬：分红才是对权益的肯定 　　近日，一张1987年某电视剧摄制组演职人员酬金账本被曝光。账本中清晰地写到，某电视剧薪酬分配：导演700元，导演分镜头、摄像和男主角都是500元，女主角、美工、男配角、剪辑师都是400元，其他诸如道具、拟音、配音等人员也有相对不菲的薪酬。 　　这样一份薪酬表，在如今的影视业是不可想象的。如今所有大制作的影视作品，演员片酬普遍达到了总成本的1/2以上，有些甚至达到2/3。编剧报酬在一部戏的预算中占5%-10%，导演的片酬一般是比不上演员大腕的，但又比编剧强。剧组中普通的跟组演员、制片、场工、各工种的小助理们，每月能拿到的报酬不过两三千元。群众演员等临时工，每天只能拿到几十元报酬。 　　虽然近几年一直有呼声要降低演员大腕的片酬，“但是光把演员的片酬降低了，工作人员还是吃糠咽菜，还是不行”。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秘书长何平如是说。 　　今年年初，编剧圈的维权行动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其中既有因编剧署名权引发的纠纷，因著作权而打的官司，因剧本被大改引起的控诉，也有因编剧酬劳问题引发的集体声讨。编剧一时间仿佛成了影视行业的维权“先锋”。 　　其实，目前国内编剧的稿酬相差非常悬殊，有5千元一集的编剧，也有十几万一集甚至几十万一集的编剧。但对刚入行的年轻编剧而言，要保障自己的劳动报酬权，普遍不是件容易的事。知名编剧汪海林和闫刚，年轻时也曾为讨回编剧尾款与投资方大打出手。编剧余飞甚至曾在背包里装着汽油去讨债。而那些因为懒得去法院起诉而放弃稿酬的编剧，亦大有人在。 　　2010年，近70名编剧加盟“喜多瑞”编剧经纪公司，欲抱团抗衡制片方并进行维权。编剧石康说，“没什么能阻挡编剧赚钱”。一位喜多瑞签约编剧则在受访时表示，“汪海林老师（喜多瑞发起人）他们不仅会跟投资方争取我们的署名权，还会提醒我们‘哪里有老虎出没’”。看来，行业协会在这方面功能的缺失，已迫使编剧们开始协力“自救”。 　　去年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中，有关“二次付酬”的条款引起了制片公司的强烈反弹（当制片方每次授权电视台等平台播放作品时，创作参与者可以再次甚至多次要求制片方支付报酬）。制片公司认为“二次付酬”增加成本，会毁了制片业，不可能实际操作。但是，导演、编剧、摄像、灯光等行业都表达了对“二次付酬”条款的支持。 　　据悉，《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目前仍在征求意见中。不过制片方对于“二次付酬”的强烈反对并没有浇灭影视创作者对于“分红”的渴望与热情。 　　在近期上映的电影《厨子戏子痞子》中，主演张涵予、刘烨和黄渤都以片酬“入股”的方式成为老板，参与票房分红。第一次当老板的黄渤认为，这是“抓住历史给的机遇，自己掏钱不再受制片人压迫”。虽然片酬（稿酬）入股拍片方式不太可能成为影视投资的主流，但分红意味着对创作者权益的肯定，影视行业不乏有创作者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保险：主要靠自觉 　　女演员聂鑫遭遇严重车祸、制片方坐视不管的事情，日前通过聂鑫父亲的发声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之后，片方先行支付45万元作为医疗费。而这位年轻演员的遭遇，也让外界开始关注影视行业从业者的工作状况与权益保障。 　　据了解，现在剧组一般都会为主创人员购买短期的团体意外伤害险，只要是拍摄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致伤基本都可以适用。但是针对演员来说，视演员名气大小，保额与保费都相差甚远，从几万元到上千万不等。也有“无良”剧组，为了节省开支，在没有购买保险的情况下让演员挑战高难度动作。此前就有媒体报道，演员王挺在拍摄电视剧《高粱红了》时被意外炸伤，由于剧组没有给他购买保险，只肯赔偿2万元医疗费。最终，王挺还是在法院的判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