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漂泊的寻梦人.docVIP

陈可辛：漂泊的寻梦人 　　有人说，看陈可辛的电影，无非是，三个人，两男一女，在两个城市之间漂泊游走，相识、错过、彷徨、不安。陈可辛自己也曾经在《杨澜访谈录》里说道：“其实，我一直认为，我拍摄的电影弧度不够大，讲来讲去都是同一个故事，这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也有关系。” 　　而在这次的新片《中国合伙人》中，陈可辛好像真如大众评论般被彻底“内地化”了，褪去了游荡、彷徨、忧伤的风格，拍起了有关青春、梦想、友谊的血性励志片。然而，在他自己对《中国合伙人》的讲述中，我们还是依稀看到了那个，隐藏在巨大的时代、梦想背后，永远漂泊不安的陈可辛。 　　游走于城市之间 　　1962年生于香港，12岁移居泰国，18岁赴美国读书，21岁毅然离开父母回到香港。陈可辛的少年时期充斥着城市间的来回、辗转。 　　他曾在一场电影讲座中坦诚说道：“小时候的漂泊，令我变得敏感和谨慎，我17岁离开香港，漂泊异地，面对陌生的一切，我是他国的非主流少数民族，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受。” 　　而这些艰难的漂泊岁月带给陈可辛的情感变化或是故事经历都如数转移到了他后来的电影创作之中。无论是《甜蜜蜜》中的李翘、阿豹、黎小军；抑或是《如果爱》中的孙纳、聂文、林见东，漂泊中的爱情总似一场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拉锯战。 　　爱情，在陈可辛眼中，毕竟只占了漂泊的一小部分，而在他看来，漂泊的最大动因无疑是寻梦。 　　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电影开始走下坡，陈可辛选择了前往美国寻梦，那时的美国对他，就如对广大怀着“美国梦”的中国人一样，是实现梦想的金银岛。可是到了美国，他却发觉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样美好，再三徘徊，便又回到了香港。《甜蜜蜜》中，来自内地的李翘和黎小军，将香港这座大城市奉若神明，使尽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放弃情感，也要融入其中。那时的陈可辛，也许也拥有属于自己的“香港梦”。经历过美国的挫败，回到香港，陈可辛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在这片熟悉的故土上，渴望能让自己的电影获得认可，获得成功。事实上，他也做到了。如今的金银岛对陈可辛来说再不是某一片特定而局限的土地，而更多的是存在于心中的空间。“地域是无碍我实现理想的。” 　　前些年，当香港的女记者们建议他将工作室搬到观塘和“老杜”（杜琪峰）做伴时，他却出乎意料地答道：“我是要搬了，搬到北京去了。”许是实在不忍见证香港电影近些年的衰败，又或是看上了大陆电影巨大的市场，陈可辛毅然将自己的电影梦想从香港移到了大陆，成了第一个把工作室设在北京的人。《投名状》、《十月围城》、《武侠》，陈可辛开始颠覆自己过去电影的风格，从题材、到剪辑、甚至音乐，一点点地迎合大陆观众的口味。无措、忧伤、怀旧逐渐褪去，陈可辛也开始追求大投资，大场面。 　　然而，在其新片《中国合伙人》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陈可辛对自己曾经美国梦碎的“耿耿于怀”。电影中的三位主人公成东青、孟晓骏、王阳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自己的美国梦，然而在时代的激流中，有的梦圆，有的梦碎，有的梦圆了又碎，最后却是创办英语培训学校将三人绑在了一起，在中国，实现了自己所谓的“美国梦”。 　　陈可辛在一个采访中提到，他最属意的新片英文译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美国的经济已经饱和了，从穷致富在美国是非常困难的，每个阶层都定下来了，发展得已经很成熟，反而这个美国梦每天都发生在中国，直到如今都还是每天在发生，创业啊，致富啊，发财啊的市场要比美国大很多。电影里传递的上述思想意图与其说是陈可辛面对现实，权衡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多年游走于城市之间的独特经历，带给他的一种有关“回归”的思考。 　　似酒的情感 　　在陈可辛电影中，无论是爱情，还是兄弟情，都浓烈似酒。 　　陈可辛特别热衷于用“红”、“蓝”两色来描绘他影片中的爱情。 　　他总是用红色来表达女性，从《甜蜜蜜》中张曼玉在黎明记忆中永远的红色，到《如果爱》中周迅追金城武车时的红色大衣围巾，再到这次《中国合伙人》中杜鹃在黄晓明记忆中那双红色的凉鞋，红色在陈可辛的电影里仿佛成了男主角对于女主角一种特殊记忆的象征。 　　而男主呢，则永远是蓝色的，《甜蜜蜜》里黎明的蓝色中山装，《如果爱》中金城武那身深蓝色的毛衣，再到《中国合伙人》中黄晓明那身酱蓝色外套。犹豫、自由、沉静，再加上土土的外形，蓝色成为了陈可辛男主角永远的颜色。 　　细细想来，这种颜色搭配其实是非常特殊的。红色是三原色之一，积极、乐观、火热。而蓝色呢，忧郁、紧闭、还稍带一丝梦幻，这种男女色彩的反差恰恰是陈可辛的爱情片中最特殊的部分。在他的爱情电影里，女性往往是更加主动的一方，更加积极的想融入时代，融入社会；而男性反而成了保守的一方，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只是固执、恋旧的坚守着生活的理想。 　　在《中国合伙人》中，杜鹃饰演的苏梅亦是一位冷艳、积极、有野心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