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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金融研究所专家谈存款准备金政策改革思路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各国中央银行依据本国法律赋予的权力，通过规定或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控制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进而间接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一种管理和调控制度。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长期处在较高水平，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使用频率和调控力度也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从特定时期的调控效果看，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金融环境频繁、灵活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不仅没有引起宏观经济的过度扰动，反而有效地维护了金融秩序，保持了货币环境的稳定。当前，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存款准备金政策面对的货币金融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的目的，也需要逐步从大水漫灌式的总量控制向精细化的结构调整转变。 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主要经济体准备金政策功能演化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准备金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创新性应用，并结合国内外存款准备金政策经验，剖析了现阶段存款准备金政策改革背景及未来改革思路和方向。 主要经济体存款准备金政策演化 存款准备金制度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发展于1913年美国颁布的《联邦储备法》。虽然《联邦储备法》明确要求所有成员银行以库存现金和直接存入联储银行的存款形式缴纳存款准备金，但是却没有赋予中央银行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权力。所以，早期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主要是维持银行体系流动性，保障存款类金融机构的支付和清算需求，保证银行能够平稳渡过频发的经济危机和规避大规模破产风险。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业界普遍质疑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支付清算功能。正如美联储论文描述：“实际上到1931年，美联储已正式放弃了认为存款准备金是为存款提供流动性的一个必需的或有效的来源的观点，转而认为是影响银行信用扩张的方法。”为了适应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要求，并且保证联邦储备体系可以灵活地运用这一工具来维持一种弹性的流动性供应制度，1935年美国国会授权联储理事会可以改变任何一类或所有会员银行的储备要求，从此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便由美联储根据宏观经济的要求不断进行调整。因此，存款准备金政策逐步转换为各国中央银行调节信用及货币供给总量的有效政策工具，成为传统货币政策“三大法宝”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为有效减轻存款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多数国家逐步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而且由于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调控的转变，货币政策调控逐渐从货币供应量转向政策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在货币政策框架中的地位与作用也趋于弱化。事实上，90年代以后，多数西方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美联储先后于1990年12月和1992年4月取消了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并将可签发支票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从12%下调到10%；加拿大中央银行于1992年4月取消了所有2年以上期限存款的法定准备金。这种世界范围内降低或取消法定准备金的现象表明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的重要性已经大大下降。此时的存款准备金政策更多被视做“一种有效的辅助性政策工具”，用以确定可预见的法定准备金来避免货币市场出现潜在的剧烈波动，进而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目的。例如，美联储和日本中央银行很少调整存款准备金政策，存款准备金制度被普遍认为是货币政策的支点，通过这一制度，货币政策工具以可预见的方式影响货币供给的增长，实现引导市场利率的目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推出了无息准备金制度(URR)，要求从事资本跨国流动的所有者按照投资额的一定比率，向中央银行缴纳本币或外币存款，且在规定的期限内不支付利息。1991年智利通过无息准备金政策有效改善了资本流入结构，此后，哥伦比亚在1993年、马来西亚在1994年、泰国在2006年均实施了无息准备金政策。2008年危机以来，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包括巴西等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推出了无息准备金政策，以有效管理跨境资本流动。无息准备金通过对短期资本进行间接征税，提高了境外资本流动的成本，延长了境外资本流入的期限，为国际社会解决短期资本流动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 综上，主要经济体的准备金政策都经历了从“银行清偿的保障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其他政策的辅助性工具”三个不同发展阶段。近年来，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形势，准备金政策又演化成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管理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之一。 我国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创新性运用 存款准备金政策素有“巨斧”之称，各国中央银行在实际使用中都相对谨慎，避免频繁、过度使用而造成宏观经济金融波动。对中国来说，自存款准备金制度成立以来，尽管中央银行审慎使用这一“巨斧”，但是受到特定的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的影响，中央银行使用频率和力度却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使用范畴。例如2007年中央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