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长征的“关键先生”.docVIP

张闻天：长征的“关键先生” 　　对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职务称谓，徐国梁曾采访过张的夫人刘英，刘英说，张闻天一直以来对这件事毫不在意，他说：“无论是什么职位，只要尽力为党工作，尽到责任就行。”高风亮节，令人感动。 　　1935年1月，中国西南小城遵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通体用灰砖砌成、呈曲尺形的建筑里，十几个人在这里开会。 　　一个戴着眼镜、充满儒雅气质的人站起来发言，会场里立即变得不平静，随后开始了两派意见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新的共识达成，新的领导产生。 　　 　　后来，这次会议众所周知，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长征中的关键转折点，更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那个引出争论的发言者，就是张闻天。他是促成这次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是当之无愧的“关键中的关键”。 　　两个“三人团”的斗争 　　1900年，张闻天出生于今上海浦东南汇的一个殷实的农户家庭。他的名字取自《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之意，而他也正如这充满书香的名号一般，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闻天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开始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评介外国文学名著。1920年至1923年，他先后到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6月，张闻天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1931年2月回到上海后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33年初，张闻天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中央苏区，他在“少共”等组织的工作里，与毛泽东逐渐熟悉起来。加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他们形成了一个“三人团”。这样的团队，用后来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评论：“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三个人之所以聚到了一起，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中央的军事政治策略有共识。”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宣教处原处长徐国梁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个“三人团”在一起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当时党和军队里另一个“三人团”的决策，后者即博古、李德、周恩来，是当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张、毛、王这三人团常常在一起对博古、李德的单纯防御和逃跑主义策略提出尖锐的批评。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张闻天这“三人团”自然也走在一起。红军在湘江之战遭受沉重打击后，人数由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这样的危局下，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在敌人已经完全摸清我方意图的情况下，仍然机械地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这显然是错误的。 　　在红军到达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通道县时，毛泽东找到张闻天谈话。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去找毛泽东，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听到了二人的谈话内容。据他回忆，毛泽东明确向张闻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应该改变方向，向当时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 　　而在通道会议上，毛的提议得到张闻天的带头支持，而有了后者的支持，才避免了重演长征前他对第五次反“围剿”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的情况。周恩来、朱德等人也赞同这个意见。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在几天后的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决定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虽然有了黎平会议的决定，但博古、李德仍然不甘心认错，仍在时时找着机会，想让红军转向湘西。很显然，因为博、李二人仍然占据着军事指挥权，错误的领导很可能卷土重来，党和红军将遭灭顶之灾。在三人团里，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遵义会议的“第一主角” 　　1934年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当时都躺在担架上。行军途中，两人看到前方有一片茂密的橘林，就让人把自己抬进去休息。等旁边的人都走开后，两人头靠头，躺在各自的担架上。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确定的目标。这仗这样打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 　　当天晚上，王稼祥就将张闻天的想法告诉了彭德怀，又告诉了毛泽东等人，话一传开，红军的高级将领都知道了这件事情。这样的说法由张闻天提出来，分量很重。在长征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当时公认的在地位上仅次于博古、李德三人团的人物。有了张闻天的这番话，很多人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当时的红军将领耿飚曾对张闻天此举如此评价：“如果没有张闻天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