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天命：杨绛的后半生.docVIP

知天命：杨绛的后半生 　　“我们看到的命运是毫无道理的，专开玩笑，惯爱捉弄人，惯爱捣乱。” 　　这段对命运的记述，倘使出自一个感伤身世、自叹造化弄人之人的笔下，并不稀奇，但这段话却出自年且百岁的杨绛之手，便不由得使人感慨再三。此时的杨绛刚刚从医院返回家中，再一次逃过了死亡对她锲而不舍的追捕。这次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似乎让她对人生的看法更为豁朗通达。 　　多年以前，她曾经手录过丈夫钱锺书晚年爱引用的一句宋诗：“老去增年是减年”，已然对死亡终将到来的命运坦然面对，但在这篇96岁写下的《命与天命》中，她却一再强调命运之无常以及它对人的捉弄：“‘命’是不讲理的”、“是命就犟不过，所以只好认命”。她在暮年时分用笔捕捉命运难以捉摸的形象，并且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听闻来描述它的“毫无道理”。 　　她讲述了自己大学二年级时的一次奇巧的算命经历，那一年她19岁，她的大弟刚刚因为急性脑膜炎病故，但她却第一次见识命运是可以算出来的。那天，苏州一个有名的算命瞎子“梆冈冈”路过她家，她们用刚刚去世的大弟“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指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尽管当时杨绛怀疑瞎子知道她家有丧事，“所以一说就对”，但当她们故意用一个不到百日就夭折的孩子的八字给瞎子算时，瞎子却“气得脸都青了”，“勃然大怒”地发作道：“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 　　尽管在这次初识算命后，杨绛心中认为“既然是命中注定，算不算都一样，很不必事先去算”，但在她之后的生活里，命运却不时偶然在她面前掀起面纱来，时时透过一些点滴细事，提醒杨绛它正发挥着影响。 　　杨绛所讲述的这些“命运弄人”的故事，看似只是为了证明其“命运是毫无道理的”的观点。但考虑到这位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已经非常善于将自己的真实观点不露声色地隐藏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往事轶闻之下，所以她胪陈的例证很可能也别具玄机。仔细揣摩杨绛的这些“命运弄人”的例子，就会发现，它们大都发生在1950年代。而杨绛后半生的命运，也从这里拉开了帷幕。 　　从“洗澡”到“改造”：命运弄人 　　“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有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 　　在杨绛论述“命运”的文章中，她特别提到了自己为何在1949年决定和钱锺书一起留在大陆的原因。杨绛将他们做出的决定解释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但值得深味的，无论是钱锺书推辞国民党政府某高官许诺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位的决定，还是杨绛在抗战中辞去中学校长的选择，她举出的所有“在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的例子，全都发生在1949年前。她和钱锺书决定留在大陆的“不是不得已”的“自己的选择”，可以说是为之前那些“做主的还是自己”划下了一个句号。 　　在最初的两年里，除了她的丈夫钱锺书被中宣部调任英译《毛泽东选集》而感到“惶恐”之外，他们的生活一如往常。直到1951年这场被杨绛称为“洗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才使她第一次隐约感受到知识分子可能遭受的命运。一位“我从没见过的女孩子”上台“咬牙切齿、顿足控诉”，“上课不讲工人，专谈恋爱”、“恋爱应当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以及“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谈恋爱”都成为杨绛“毒害”学生的罪状。当杨绛走出大礼堂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周围人隔离了： 　　“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浑身散发着硫磺臭，还带着熊熊火焰，人人都避得远远的。暗昏中，我能看到自己周围留着一圈空白，群众在这圈空白之外纷纷议论，声调里带着愤怒。” 　　这场大会实际上成为之后一系列大规模政治批判的预演，一直到15年后发挥到极致。多年以后，杨绛仍然感到自己那时“就活像一头被车轮碾伤的小动物，创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 　　“我们闭塞顽固，以为‘江山好改，本性难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们惊愕地发现，‘发动起来的群众’，就像通了电的机器人，都随着按钮统一行动，都不是个人了。”经历过初次政治运动的杨绛，开始意识到政治运动改造民众的宏大力量，足以令个人变成为政治运动汪洋中随浪翻腾的水。 在清华任教时的杨绛 　　即使是像杨绛这样一向保持个人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在面对集体时，也难以逃脱融入其中的命运――“虽然啥也看不见，我在群众中也失去自我，融合在游行队伍里。我虽然没有‘含着泪花’，泪花儿大约也能呼之即来”。1955年的“五一”观礼集会上，杨绛也不能自拔地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