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新文化史.docVIP

编纂新文化史 　　摘 要：新文化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一度受到学界的推崇，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作为一名重要的文化史专家获得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国内关于彼得?伯克研究的分析，来探讨国内学者编纂和建构新文化史的过程，认为从关于彼得?伯克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中可以看出，国内新文化史研究的编纂仍然是以一种传统的方法去看待一种新的编纂体系，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融入或超越这一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文化史；彼得?伯克；历史叙事 　　新文化史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一时间在国内史学界声名鹊起，关于新文化史的研究则连篇累牍，其中自2001年以来以新文化史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就达到了683种之多，[1]其中关于新社会文化史的一年就有44种，译介的论著有百余种之多。同时，对国际学界新文化史研究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以及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相关研究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成果在叙述过程中试图爬梳、分析和探求新文化史的基本特点和编纂方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体现了新文化史研究者的新文化史研究心态，本文将以国内彼得?伯克研究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国内学者编纂和建构新文化史的过程。 　　1 新文化史研究 　　新文化史作为国际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在国内的史学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是以理论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关于新文化史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理论特点的评述更是占据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很大一部分，大部分相关研究把新文化史形成的背景归结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共同影响，周兵还讨论了历史叙述主义以及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对史学研究和新文化史的产生与发展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认为西方主流历史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即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以及史学研究对象向侧重文化分析与文化因素的转向。[2]张仲民的研究丰富和补充了新文化史研究中的一些弊端，他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史学研究应该排斥宏大叙述。[3]丰华琴的研究则是转变了前两位学者的论述，但她也仍以该四种理论发展背景调整为其具体的研究形式，她认为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是指“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研究对象表现为三个层面，即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并点破了新文化史研究给史学研究带来的三个重要思路，即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历史解释不应受到解释“范式”的制约。[4]吕杰摒弃了关于新文化史研究的传统方法，从话语分析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合法性出发，去分析新文化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属性，认为新文化史在那些理论背景的推动下成了代表历史学典范转移的一种话语。同时，在其实践过程中又必须不断进行调整，以维系其合法性。具体而言，就是不断调整文化的定义，调整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新对客观性的理解，从而实现由偏重解读符号体系的意义转向将符号与实践相结合，社会研究与文化分析的结合，重视虚构背后的建构过程。[5]王亮将新文化史的“新”简单地归结为指导思想的改革、书写方式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三个方面。[6]关于新文化史的总体性研究也逐渐陷入一种“叙述性范式”，从介绍新文化史的概况到追溯新文化史产生的背景，再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特点，最后归结到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而对在新文化史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人物研究则相对灵活一些。 　　关于娜塔莉?戴维斯女士与新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开始由起初的文本分析开始转向观念的探讨。周兵对《马丁盖尔归来》的形成和文本进行了分析，探讨其中蕴含的新文化史研究特点与方法，[2]夏小娜则突破了这种分析方式，以戴维斯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以有关妇女史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探讨戴维斯的妇女史研究是如何充分地体现她的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思想。[7]关于新文化史范式形成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研究也是学界梳理新文化史形成的一个重要方法，梁时英详细介绍了吉尔兹的著述历程、解释人类学理论及其研究实践案例，通过分析新文化史的兴起和考察若干新文化史家代表作，以期系统梳理吉尔兹对历史学方方面面的影响及提供的借鉴和启示。[8]张茜梳理与分析布尔迪厄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理论框架和主要概念工具，通过考察布尔迪厄思想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认为布尔迪厄对新文化史的理论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理论观念上，其早期在人类学领域的研究实践、对文化概念与文化分析方法的重新解释以及他的实践理论和反思性立场等都给新文化史家提供了一个探究历史的独特的理论视角，指引他们走向了新的方向。[9]此外，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