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我的师.docVIP

我的少年我的师 少年时代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有四位老师。 一位是李廉老师，胖墩墩的身材，戴一副近视眼镜，带我们班的时候已是四十多岁了，他待我们是非常严格又极为公平的。记得每到夏季来临，学校在午睡之前都要供一次开水，那时用水非常金贵，李老师就特意为我们买了一只铁桶，还特意用红漆在上面写了“初一二班”几个娟秀的大字，并要求我们每人准备一只茶缸。到了正式供水的时候，他带着班上两名个子稍大的同学到大灶上打来开水，让我们四十多人排成了一个“一”字长龙队，然后挨个到他面前去领水，他分水的办法和别的班不同，别的班都是让同学自个上来用茶缸在桶里舀或者委托班干部舀，最后的结果往往都是茶缸大的舀得多、小的舀得少，多寡不一、挨到最后的人就没水喝了。李老师和他们不同，他那是真正的分水，就是由他亲自拿一个茶缸，伸进桶里一茶缸一茶缸的舀出来，挨个倒进同学们排上来的茶缸里，这样就保证了我们班四十多个学生人人都能喝到学校分配给班里的水。开始的一、两次，一轮分过去，他还拿捏着将最后的一点水平均添给站在他身边的几名同学，到后来就是一轮过去，到最后一名同学分到水的时候，恰恰就是桶底朝天的时候。那时候，午睡前能喝上一杯开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而他又做得那样尽善尽美又一如既往，实在令人感佩。 二一位是刘永霖老师，他没上过师范，是由社请教师转正的，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式对襟衫， 杂着些白发的背头纹丝不乱，在学生的眼里他简直就是再生的鲁迅先生。刘老师最大的特点是好学、博学，他很少带课本进教室，即使一回、半回带了课本来，也不大用，偶尔有一回用了，却总是翻不到。因为他是远视眼，所以尽力伸长了胳臂，让书离他的眼睛远一点、再远一点，直到有一米多了，却还是找不到他要的内容，于是干脆点明了自己要找的内容和页码，让我们找找看，我们按照他指定的地方去找，果然找到了他要的内容，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于是放开喉咙一阵猛读。再抬起头，看到课本和他的眼镜之间那一段夸张的距离，竟忍不住哄堂大笑，其实他闲暇的时候在院子里、办公室看书也都是这个距离，不过他这样一种读书姿势放在众目睽睽之下，就着实是一种表演抑或形象展示了。在他看来，带上课本上课反是一种累赘，不带课本的时候，思维恰似行云流水，不绊不羁、挥洒自如、汩汩滔滔、一泻千里，从《岳阳楼记》到《少年中国说》，从《硕鼠》到《死水》，他都能笼着袖子，在教室的巷道里来回的转悠着，从范读、领读到时代背景、文学常识、文章结构、字词句意的讲析，他都能做得滴水不漏，像一位说书先生，又像一位魔术大师，不断地从他的嘴里、袖子里，向外掏着、抽着那一丝、一缕源源不断的叫“学问”的东西，实在引人入胜。偶尔转至黑板前方，随意写上那么一笔两笔的文字，又都是课本中的重中之重，一节课下来，回头看整个板书又几乎都是不能预约的精彩，实在叫人叹服。 三一位是马献通老师，回民，语文老师，我们高中三年的班主任，现已作古。先生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严厉与苛责，他绝不允许学生无端的挑战先生的尊严。按常理，高中的老师一般都是不大严责学生的，但放在他身上就有当别论了，特别是面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学生，他绝不姑息，因而我们班的同学不见他常发脾气，但最怕他发脾气，犯了错的同学，即使面对千次万次的惩罚都莫过于怕他知道，他批评犯错的学生，会让没犯错的同学也惧怕三分。记忆中他只发过一次脾气，那是因为班上有两名男生长期闹不团结，调解了几次，就是不听，一周下来竟然连续三次大打出手。他们血头污脸的去找先生，本以为都能找回自己一厢情愿的公道，可这回真是老道失算，据说先生正在劈生火柴，听完两位的“公婆理”，二话没说，操起斧把，每人就是几下，然后一声呵斥：回去上课。至于他此后有没有采取别的什么善后措施，如谈心呀、家访呀等等，我已无从知道。反正从那以后两位学兄就再也没有重犯过，班上的打架事件也因此而绝迹。高二的时候，学校有少量的助学金，最多的每年可以享受到8到10元助学金，而我又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贫困学生之一，发完助学金，没有我的，我就去找他，他说：“助学金不是救济款……”。我一听话头不对,立即吓得落荒而逃，因为我知道前几次自习课，我和同桌打闹，被他发现了，他一定还在忌恨我的“不求上进”。先生有一个惯例，就是第二学期开学，要抽查前一个学期所有的背诵课文，如果背不过，就坚决不给报到注册，如今每每梦中梦到站在先生面前背课文的情景，那种提心吊胆的惶恐竟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 再一位是董德钦老师，数学教师，四川仁寿人，川大毕业，是我中学时代学历最高的一位老师。先生为人方正、为学严谨，是一位极勤奋、极有耐心的人。那时学校里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只有一台老式的手摇油印机。先生一个人教三个班的数学课，还兼学校的教导主任，高考前他每天都要刻印一套模拟题，而且当天批阅、当天讲评，加之妻子手有残疾，他还要代做家务，辅导两个孩子的功课，真是加班加点、高速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