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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怎样进清华？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在上海，他考察了出版界后得出的结论是：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归国杂感》）。随之，胡适在中国学术界大红大紫，为新学领袖。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8月28日，胡适又一次表示出对王的好感，他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922年《努力》周报第29期登出胡适《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一文中，他把王国维与章炳麟、罗振玉，并列在“学者”项目下）。 　　1922年王国维在致顾颉刚信（王信的写作时间只署“初三日”，无月份）中说道：“顷阅胡君适之《水浒》、《红楼》二卷，犁然有当于心，其提倡白话诗文，则所未敢赞同也。”（《文献》第18辑，1983年12月）1922年9月9日，胡适在上海得见焦循《剧说》六卷，他看后说：“焦氏此书是《宋元戏曲史》的先声，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宝贵的。”（《胡适的日记》）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同时他在这年的2月10日又写了《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的书评文章，以表示对王国维曲学研究的肯定。 　　胡适与王国维的政治思想和文学观念不同，但作为学人，他们彼此尊重对方的学问。尤其是胡适，他最看重王国维的考据。 　　 王国维对胡适的心理震荡 　　顾颉刚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学术上也最得胡适“疑古”和考索古史的真精神。王氏对胡适评说，很快由顾传给了胡适。于是，有了胡适对王国维的拜访。据《胡适的日记》1923年12月16日所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梨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 　　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作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这短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正使胡适感到了王国维的存在。王氏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化的深切关注和独到的见识，是同代旧派学人所不曾达到的，也是新潮学界所不曾注意的。王国维仍保持着年轻时借助叔本华的哲学来解读《红楼梦》的敏锐和好奇。 　　王国维所谈的三点都是建立在一种比较文化意义上的问题。戴震在人们的共识中是大学问家。胡适认为在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是学问家，但他同时关注一位学问家的哲学思想。这说明他的思考不是单向的。戴震作为清代大学问家，他的哲学思想也有十分引人注目的东西。他的一元论思想，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礼）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和学术，使他成为清学的一个高峰。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的悲剧，更不可能知道恋母弑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哈姆雷特情结”，而王国维却在考虑一个比较文学上的问题。他熟悉古典戏曲，对中国戏剧舞台上那种虚拟的神似效果也十分清楚。戏剧舞台上一将几卒，摇旗挥刀，在锣鼓声中，走几个来回，便表示有千军万马。而西方的电影却不同，他们把千军万马真的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投入的实际情形很大，追求的是一种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这是在当时所谓的中西艺术的不同。王国维的这份关注是一般文人所不可能有的。作为一个在世人看来保守的旧学者，他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他的思想没有停滞，他对新知的追求没有停止。更何况在自己不明白的情况下，又主动地向一位后生请教。 　　我们只有在王国维这样的大家身上看到如此的人文景观。 　　胡适不能不对王氏的问题投下相应的关注。 　　王国维所谈的前两件事都是胡适不曾注意到的事，自然对他产生了相应的刺激，使他自1917年“暴得大名”之后，那一直处于巅峰状态的学者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