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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教案刍议 　　教案，是指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与中国普通民众和官府之间的冲突事件中，最终通过中外官员协商，以行政、司法和外交手段解决的案件。教案的构成要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当事人一方必须是外国传教士或者中国教民，另一方可能是中国官府或者普通民众；其次民教之间矛盾、冲突和纠葛的解决途径通过中外官员的协商，运用行政、司法和外交的方式来处理和解决。 　　明代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传教者调适传教方式，用儒家的方式传播基督教，得到中国统治者和部分士大夫的好感，基督教与儒家文化能在平等自由的氛围中进行文化的交流。当一种文化处于兴盛、发展时期，它便具有较强的宽容性，也乐于吸收一切异质的文化，拿来为己所用。清初以前，中国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外来宗教，一般采取包涵优容的态度，历史上它曾经成功地容纳了佛教、伊斯兰教，也一度接纳了早期的基督教。但这种异质文化之间的包容是以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加之当时的传统儒家文化尚处于自信的时期，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异质文化之间没有产生冲突。在康熙时期，由于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朝廷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官方层面的基督教传播在华终止，但是诸多史料显示，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只是由公开转入地下，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南方沿海和西南边陲，都有传教士活动的痕迹。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兴起，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不断想外寻求原料和商品市场，在寻求原料和商品市场的过程中，伴随着血雨腥风，西方国家也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附属在武器上，意图从文化上按照自己的面貌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在领土、市场方面与落后国家展开斗争，在文化领域斗争亦十分激烈。由于对外战争不断惨败，国土遭受割让，经济贸易上巨大的逆差，洋人享有的特权不断增大，以前轻松、平等的文化交流氛围已不复存在，在华传教士任何轻微的动作都会引来大量的非议，甚至暴力流血冲突。在此特殊背景下，中西文化的交流就在紧张、对抗、压迫和流血冲突的条件下进行，造成基督教重新传入中国后，传教士与官府、传教士与民众、教民与民众之间的冲突不断出现，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在国家实力弱小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为大大小小的教案买单，国家利益渐渐受到蚕食。 　　对于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学界对其揭露和鞭挞是无可厚非的，对于部分传教士依靠不平等条约享有的特权，打着传教的幌子，在华充当侵华的急先锋，为军队刺探军情，搜集情报，偷运文物古籍，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的，要予以批判和揭露。但是，对于重新传入中国与中国民众关系错综复杂的基督教，任何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都是不科学的，对于基督教和近代的系列教案，都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查，学者不能够凭一时的义气，将整个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卸给对方，而对民众盲目排外和愚昧无知视而不见，缺乏学术研究的严谨。当然，在传教士在华期间，对于在传教过程中，因为中西文化习俗差异造成的冲突，应从从文化的根源寻找对抗的因素。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教有着不同的信仰。基督教的突出特点是一神论，只信仰上帝不敬拜他神。而中国则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传统的敬天、祀孔、祭祖等多神崇拜普遍地存在。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孔庙、庵院和寺观。即使数十户集居的小村落，亦必有一混合式的庙宇，供奉着观音、关帝、财神、阎王等牌位或塑像，尤其是在普通家庭之中，更莫不有土地神、门神、灶神、祖先等神牌，应时按节地焚香烧褚，顶礼膜拜。多神崇拜习俗在中国世代相袭，根深蒂固。可见，基督教的一神信仰与中国的多神崇拜本身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因素，而且宗教信仰还具有强烈的排它性。因此，当其二者相遇后，矛盾冲突便立即凸现出来。比如开州教案，其导火线就是信仰基督教的教民与普通民众就元宵节捐资耍龙灯而引起争执，双方各自按照自己文化习俗争论，最后地方民众采用暴力方式，将传教士和教民被杀害，引起中国和法国的外交关系紧张，清政府被迫以惩办官员和赔偿损失来处理教案。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在对外战争基本上都是以失败告终，面对以基督教为理论武器的农民战争，清政府也是疲于奔命，造成地方官员在百姓心中的声威不断下降。面对朝廷内外的舆论压力，拿传教士和教民开刀是地方官员的首要选择，通过妖言惑众让各地的传教士的形象十恶不赦，一旦遇上民教冲突，首先拿传教士和教民问罪，企图显示在对外斗争中的强权形象和转移国内矛盾，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做极端的挣扎。就近代中国教案而言，教案的主体是极端排外的地方士绅和官府，其行为多为针对传教士、教堂和教民的单向性。教案的发生既有西方列强借传教对华进行侵略的一面，又有基督教文化和西方世俗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之间碰撞。对于西方教会借政治特权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