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修课《中国近1现代史纲要》调查报告：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初探.docVIP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调查报告 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初探 经过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我对义和团运动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自1839—1842年英国侵略者发动鸦片战争以来，就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就是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如果不想灭亡”，而要抵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的话，他们就必需“学会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使自己具有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才能使国家民族免于灭亡，不致沦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如果我们对所谓“近代化”的目的和内容作上述这种解释的话，那么中国近代史上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需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的东西来抵制他们的侵略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魏源干1843年1月就编成《海国图志》一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有名论点，它的意思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才能抵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16年后，太平天国革命领导人之一的洪仁玕于1859年刊行了《资政新篇》一书，介绍了世界各国大势，提出了必须学习的当时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科学生产技术的立政方策。到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清政府也由于“不想灭亡”而进行了35年的“洋务运动”。清政府当然主要地是不想灭亡在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之中，不过我们可以不妨假定它搞洋务运动多少也存有抵抗外国侵略的意图，虽说它曾一再声明那是“为防家贼”，非“御外侮”或“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敢信”的。因为洋务运动的成效在客观上毕竟要由它能否抵御外侮来考验，而不是仅仅由它的当事人说一声“非御外侮”就可万事大吉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它的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宣告，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来挽救“灭亡”的破产。自此以后，中国立即面临瓜分危机，那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真实历史背景。换句话说，义和团运动正是在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破产以后，中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瓜分危机之下才兴起的。清政府搞了35年的洋枪洋炮，没有能挽救中国；如今瓜分危机迫在眉睫，不容许，也没有时间来让清政府再搞一次洋务运动了。洋务运动“自诩为畅行新法（意即近代化——引者），岂知所谓新法者，如百结之鹑衣，聊纫针请补缀耳；以视泰西之新法，渺乎沧海之一粟”。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35年来洋务运动的破产，其结果是，“利权兵权制造之权，駸駸乎及于用人行政之权，一以授之敌；无短篱之不撤，有一网而俱尽，直合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而亡之”。所以，即便容许清政府再搞洋务运动，也是无补于危亡的。况且，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洋枪洋炮，北洋水师，比起日本的来，虽互有短长，可也并不十分逊色。为什么却连日本都打不过呢？可见，在中国近代化方面的问题，不仅在于物质方面的枪炮水师，还有精神方面的爱国主义觉悟、民族主义思想等等问题，而这些在“兵为将有”的、实行封建割据的腐败的清政府方面却是极端缺乏的。 因此，如果我们从历史背景这个角度方面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在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问题上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实便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是第一次以其爱国主义觉悟和民族主义思想来充分地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近代化精神的。正因为它具有近代化精神，所以有的西方观察家就认为：“义和拳”会，就其起源而论是爱国的，就其基本思想而论是可以证明为有理的”。孙中山说，义和团血战西摩尔联军，“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事实上，这些爱国拳民和官兵，只要拥有洋枪洋炮的话，他们就能沉重地打击侵略者，使帝国主义联军蒙受重大损失的。拳民在京、津的鏖战和大沽口爱国官兵对来犯敌军的迎头痛击都是明证。这样看来，中日甲午战争固然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洋务运动的破产并不等于中国近代化的破产。因为以清政府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所谓中国近代化并不是真正的近代化。它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对近代化作出了极其片面的理解，并在以保持清朝封建政权为主要的目的下，“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