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从来不为有用而读书.docVIP

易中天：从来不为有用而读书 　　自去新疆十多年 　　记者：我看过关于您的一个报道，感到特别好奇，说是当年您看了一本苏联小说，然后就跑到新疆去了，一去十年，那本书为什么打动您？ 　　易中天：对，那是一本苏联小说，书名叫《勇敢》，作者叫薇娜·凯特斯琳卡娅，大致内容是讲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一批共青团员到远东，也就是西伯利亚，咱们东北再往北的地方，建设了一座新的城市叫共青团城，也叫共青城。当时我也就18岁，高中刚毕业，看完这书就热血沸腾，我就想我也要到中国的远东，到中国的西伯利亚也就是新疆去。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想我也要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记者：现在回忆在新疆的那十多年生活，有什么影响了您性格的事件或人物？ 　　易中天：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那个被诗意描述过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建议现在的文艺青年不要上作家的当。生活是一件非常实在的事情，我那个时候饿到什么程度？我真是饿到吃外星人的心都有，如果天上掉下来一个外星人，我可能把他煲汤了，实在太饿了。我在地里吃过生玉米，玉米来不及煮熟，就啃。 　　记者：那后来呢，有没有什么意外的机会造就了您？ 　　易中天：那会儿碰上一个机会，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当时开出六本书，有《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哲学笔记》等，我所在的师部就把这个任务分到各个团去，我们团分到的书是《哥达纲领批判》。我们当时的团领导读不下来，就把我调到团部去替他们读书，然后写读书笔记。我当然很开心！因为不用干农活了，不用下地。当时农活有多苦？苦得不得了。比方割麦子，割麦机是这么滚动着一排割过去，但是有一件事做不了，接麦粒，必须得人拿麻袋绑起来扔下去，我们手忙脚乱地捆。还有玉米脱粒机，脱粒机也非常快，我们用一个簸箕，把玉米棒子倒进去，你刚倒进去它就没了，你就不停地跑，非常累。去团部读书就不用干这些了，很好。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可以在团部吃机关食堂，机关食堂是有肉的。 　　记者：其实那时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也基本没有什么书可读，您是不是也传过手抄本？ 　　易中天：我那时读书的办法，是把书皮给它换了，换成毛选什么的。我还偷听过一次唱片，现在可能年轻人都不知道那个胶片，有一个知青带了一部留声机，手摇的，我们偷听小提琴《梁祝》，陈钢的，被领导发现了。我就灵机一动说，报告领导，这是“春耕进行曲”；他说不对呀，这是什么调调？我说这确实是“春耕进行曲”，这是有词的，我当时现编了一段词，用《梁祝》那段主旋律编的：“人民公社风光好，家家户户种田忙，农业学大寨指方向”就对付过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有了阅读的自由，我觉得真是不容易。 　　野心勃勃于《中华文明史》 　　记者：您现在真是野心勃勃，要写整个中华的文明史，是什么打动了您，要写这么一部《中华文明史》？ 　　易中天：要说起源的话还比较早，我在写完《帝国的终结》《费城风云》这两本书之后，就觉得应该把三千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是怎样一条道路说清楚。我想要把它写得更方便阅读一些，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我们的历史、民族、文明，从而知道为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路在何方？我非常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而且用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一直找不到这个方式。正好果麦文化的董事长找到我，他说现在阅读有一个特点，就是快速阅读，因此他设计了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每一本书，做成这种小开本，这样读起来，从北京到上海一个航程，一般人就能读完了。做成这样一种方式，不会让人觉得历史跟我们是很隔膜很遥远的，读者会觉得这是一种很亲切的历史。这个时代必须阅读得轻松，我在写作方面对自己有两个要求，首先一个要求就是我要保证所有的表述、实质性的内容，它选取的史料全部是可靠的，它是正史，不是演义，但是它的表现方式是非常亲切、好读的，而且阅读起来是有快感的。所以我往往会为一段或者一章、一节的开头想很长很长时间。 　　记者：您写史的价值观，和以前那一代人写史有什么区别？ 　　易中天：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社会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比方说假烟假酒、三鹿奶粉、苏丹红、毒大米，还有豆腐渣的房子，出现这种事情，很多人就归结为中国人信仰危机等等。我认为这不是信仰危机，是价值观的缺失，是权威的缺失。以前一直有个权威在那儿，比方说孔圣人，总归有一个权威在那儿镇着，现在没有了，也没有东西来填补这个空白。我们进入到市场经济，有没有既适应中国国情、又能够符合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呢？我们缺这样的东西，结果呢？我用16个字来概括现在的现状，叫做“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六神无主。”人们富起来了，生活改善了，但是心灵空虚了，心灵没地方安顿，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因此我就有了野心：第一我想梳理我们民族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