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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误读与中国曲折复兴 　　中国和日本几乎是同时遭遇西方的坚船利炮（不是普世价值），也几乎是同时进行改革自救。然而，与日本成功走向现代化进而摆脱被西方殖民化的危险不同，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最后的辛亥革命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全面现代化的成功最终还是要等到1978年 的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相对于日本要曲折的多，艰难的多。当然，我们可以宏观性地认为中国的规模（人口、文化传统）要远超日本，面对时代的转 折，反应自然要慢于船小好掉头的日本。然而，具体到微观层面，却不得不承认，对明治维新的误读是中国复兴如此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甲 午之战，一向不被中国放在眼里的日本居然完胜中国。不久之后，日本竟然击败世界另一强国俄罗斯，首开亚洲黄种人打败欧洲白种人先河。在这个过程中，倍受刺 激的中国精英阶层经过反思，认为是中国的改革仅仅停留在器物层次，而日本则走向了制度层面。于是才有激进的戊戌变法。然而这次失败，又把责任归根于中国封 建皇权势力的强大，于是才又有了更为激进的辛亥革命。然而，这两场激进变革不但没有改革中国的命运，反而更使中国加速向下沉沦。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知识精 英再次进行深反思，认为是中国的文化落后，于是掀起了一场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然而，一场“五四运动”使这场新文化运动发生转向，来自苏俄的 共产主义在成功的本土化后，成为主导中国命运的政治思潮。在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后，才最终走向改革开放之路。 　　从 这个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有两个判断决定了中国奋斗的方向。一是认为器物层次的成功不足以改变中国命运。二是封建皇权过于强大，导致任何改变都无法在中国进 行。然而，如果认真剖析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而被误导的国人就从一个（制度）革命走向另一个（文化）革命，最终导致了中国现 代化的曲折。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器物层面的改革，根本没有实质上制度层面的变革。明治本身也是来自于封建体制内的武士阶层发动的政变。虽然后来挂着君主立宪的幌子，但谁都知道，日本建立的是实君立宪，也就是说，皇帝垄断一切权力(行政、司法、立法、军事)，所谓的内阁不过是天皇的大臣而已，只不过改了称号。明治天皇确立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天皇，内阁、议会、法院只是天皇的辅助机构，国民是天皇统治下的臣民。内阁由天皇任命的各大臣组成，并依法对天皇负责。虽有民选的众议员，但议会在官员任命、条约缔结、宣战和媾和方面没有丝毫权力。与非民选的贵族院相比，众议院唯一的优势在于预算上的先议权。就是所谓的选举，由于设置了种种条件，仅有45万名选民，占日本人口的1.1%。可以说，明治宪法远远比不上清朝末期的钦定宪法大纲，就是百日维新也相差甚远。如果从制度进步的角度讲，日本还远远落后于中国。 　　其 次，中国变法的失败不仅不是由于封建皇权的过于强大，恰恰是皇权的弱小才导致变法的失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明治天皇权柄独纲，因此可以强行推 动任何器物层面的变革。不仅如此，就在是在国家财富上，皇室也是据有垄断性的地位。其占有的土地超过全国其他地主的土地总和，其财富与国家岁入不相上下。 　　反 观清朝，就是修一条铁路也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而无法做到。最为荒唐的是，当列强瞒天过海修建了一条铁路后，清政府居然花巨资买下然后再拆掉。而根本原因就在 于皇权的衰落。清朝的洋务运动真正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然而此时掌握权力却已经是名不正言不顺的慈禧。对于她来说，第一位是巩固自己的权位，为此不 得不对各种势力进行妥协和合作，同进还挑起各种势力的内斗，以让她从中维持平衡。当洋务派得势的时候，她就扶持顽固派。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强大皇权完全支 持的中国洋务运动只能是备受制约。反观日本，尽管由于实行激进的改革，仅明治前十年就引发了一百五十多次农民起义，甚至封建武士的叛乱，以致发生内战。但 都被大权独掌的明治残酷的镇压下去。可以说，由于强大的皇权做保障，任何敢于挑战新政的集团都被粉碎，从而确保了维新的顺利进行。等到光绪亲政，更是名不 符实的皇帝。他进行激进的变革，甚至连自己都搭了进去。皇权之孱弱可见一斑。其实象中国和日本这类长期封建历史的国家，要想变革，或者要想尽快而且成本最 低的变革，只有依靠强大的皇权自上而下的进行。而这必须要求皇权有足够的权威与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成功了，而中国失败的原因。等到光绪和慈禧退出历史 舞台，封建皇权的权威几乎荡然无存，别说进行变革，自身的存续都是问题了。 　　不过明治一朝虽然没有在制度上取得突破和进展，但却成功的做到了两点。一是把日本从一个封建国家改变为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国家。颇为讽刺的是，中国完成这一步，则要等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二是社会体制、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