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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环境下的通识教育模式探索 　　摘要：通识教育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对于学生来讲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大学英语课程与通识教育的目标存在着相当大的相容，也是大学整体教育重要的一个环节，不容忽视。本文针对国内大学英语教学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加强人文教育、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培养英语综合能力、完善教学体制和教学评估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整体水平。相信在通识教育的不断完善发展中，会有更多的大学生从中受益。 　　关键词：通识教育；英语教学；现状；改革 　　一、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也有学者把它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自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第一次将它与大学教育联系起来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对它进行研究和讨论。可是至今对通识教育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规范性的表述。80年代中期，中文“通识教育”一词由台湾学者根据general education，liberal education的思想翻译转换而来。翻译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通”和“识”的解释。在此之前，有人把general education译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通才教育”，将liberal education译作“自由教育”、“博雅教育”。 　　通识教育的思想，源远流长。《易经》中主张：“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中庸》中主张，做学问应“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古人一贯认为博学多识就可达到出神入化，融会贯通。《淮南子》中说“通智得而不劳”。通识教育可产生通人，或者称之为全人。《论衡》中说：“博览古今为通人”，“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扬雅言，审定文牍，以教授为师者，通人也”，“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通识教育可产生通才，即博览群书，知自然人文，知古今之事，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兼备多种才能的人。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教育 　　国学”是西学背景下对民族学术文化的总称；西学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出现了严重分化，中国文化又在不断地西化中被外来范畴所割裂。作为对中国教育体系过于西化的反弹，“国学”恰恰代表着中国通识教育本身。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国学”与眼下太过西化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我们还是必须澄清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当中华文明还像是个正常文明的时候，通识教育原本正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的确，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之初，不管中华文明缺乏什么，也绝不缺乏通识教育。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说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也就是说，至少是按照严复的判断，相对于具有专业钻研精神的西方人而言，当时的中国人，反而是更偏向于通识、通才和通人。不过，除了像严复那样的留洋学生，当时的中国学者，非但不会觉得这种“中国夸多识”有什么不好，反而会以此种通识为荣，因为历史上的大儒，从孔夫子到朱熹，从王夫之到顾炎武，早就为他们树立了这方面的榜样。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还能从钱穆当年的文章中听到这样的历史回声：“中国学问经史子集四部，欧阳修已一人兼之。其实中国大学者尽如此。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 　　可见，我们的文明在权衡价值与效率时，宁愿要通儒的人格，也不要专家的机心。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好；事实上，反观全世界任何延续至今的正常的古代文明，也一定是以通识教育为先的。因为任何文明需要自我赓续，一定要让已有的文明成果被广泛接受，否则它们就无法进行大体不走样的自我复制，其教育目的就会谬以千里，其文明就会日趋式微，也就很难被后人所知了。 　　三、大学英语教学要求和通识教育 　　教育部2000年初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这一规定突出了听说能力的培养，而综合运用能力指的是听、说、读、写、译五种语言运用能力的总体水平。可以说，从1985至2001年这段时间。高校英语的教学要求主要侧重强调语言的本质是交际工具，要求学生要掌握好这个工具，能够运用它进行有效的交流。2002年，通识教育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界的热点话题；到了2007年，高校的通识教育研究在质和量上都有了重大的进步。 　　2003年和2007年国家教育部高教司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涵盖以下内容：大学英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程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大学英语教育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