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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山水文化对文人写意园林的影响 　　【摘 要】作为中国园林的特殊组成部分，写意园林是山水思想与文人画者造园的载体，在传统“象思维”的认知演变中深受山水文化的影响，一直遵循“山水自然，崇尚心源”的准则，解析其对园林设计思想影响，无疑对当下的人为设计理念起到启示作用。 　　【关键词】山水；象思维；气韵；写意 　　正文：中国园林艺术之所以有着丰富的主题思想和含蓄的意境，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园林美学思想的丰富[1]。东方特殊的环境气质赋予了它与世界其它文明迥然不同的艺术形象，中国园林经历数千年的营造已从早期的山神观念转变成闲情雅致等新的社会取向，从单一到多元融合的演进中，也是人文山水不断交替革新的过程。不论思想如何演变，山水文化一直贯穿在园林的意境中。兴于唐代盛于宋代的文人写意园，荟萃了建筑、哲学、诗歌、绘画、以及园艺等各种形式，组成浓郁而又精致的东方艺术，具有人得生境、画得意境、诗的情境，成为中国文化推广的一个重要标志，从中可以窥见中国文人思想的意向[2]。 　　一.早期泛山水崇拜 　　从渔猎到农耕，由穴栖到定居，民族祖先对自然现象和环境的审美认知，往往是通过对天、地、神三者的生活祭祀表现出来。这种长期围绕大地展开的生存实践，对祖先的环境审美形成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将所闻所见的自然现象，毫无保留的融入到人居环境的初步框架上，而这种意识却形成了早期的“象思维”山水艺术，如枕山、环水、藏风、聚气等，“规园于四野，空廊纳万象”将具体融于传统中[3]。祖先对山水之情是园林的最初始源，在夏商时期便奠定了中国园林与自然亲和的基调。 　　据《山海经》记载，“悬圃”与“瑶池”为最早的园林形式，被描绘成景色优美的，青山碧水的家园，其中有宫殿、苑囿、奇木，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环境，也是早期园林文化的典范。祖先的神话创作展现了一种天真幻觉的思维模式，但却融合后世造园的基本要素：山、水、植物、建筑、小品，其整体布局是山水结合。早在鬼神权威的殷商，商人认为巍峨高山和空旷水面是天帝居所，易仿效来构筑高台、瑶台祈求庇护，是与天地通话，予以天人合一。《新序·刺奢》记载：“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这种山水喻神的思维巩固了后世文人园林追寻自然美的基础，园林美学的原始范畴来源于自然审美意识。 　　二.先秦百家思想 　　造园活动随时代而变化，逐渐由尚“神”到尚“人”，从一种不理性的信仰逐渐转变君民礼制，园林景观越来越趋向于人性和审美情趣中。“文王于营国筑室之余，且与民共台池鸟兽之乐，作灵囿，内有灵台灵沼”，内部造景元素有台、石、池、鸟、植物等，景观层次丰富，众人可参与愉悦。 　　先秦时期，早期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人园林的造园思想影响至深，即是始于“天人之辩”的哲学争论。《道德经》提出：“三生万物”，其 意“道”为万物存在的根据，在自然中性对立中形成造园元素，使园林中的“山水”这一自然因素得以更加巩固的发展。如陈从周《说园》中：“园中静观，动静之分”，强调园林营造的清静无为。在随后发展中，庄子的“天人合一”对后世园林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促使园林营造的一次变革——艺术创作完全融合自然，园林设计中的山、水、石、木以“师法自然、天人合一”为准则，道家的思想成为为文人写意园林的哲学文化基础。受君权影响，中国古代儒学造园不同于其他名族，与孔子“仁礼”思想一脉相承，将自然山水人格化，这与道家追寻“无为”不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以人性为视点，把山水融于心态，通过对自身的认识和修养，达到与“天地共识”，这对后世文人性格和山水园林塑造具有定格性的作用。 　　从更深层次看，儒道两者结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共生，体现了东方人的气质，造园者也以此作为造园的核心理念。在这种理念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内利用自然条件，最大化模拟自然中的美景，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的艺术综合体[4]。 　　三.山水画源 　　至秦汉“独尊儒术”之后，造园活动基本围绕“礼”制，园林发展也与新兴的社会制度相适应，亭台、楼榭、山石、理水，基本作为点缀，在《淮南子》中可以看出中国园林重在山水之间的形式与关系。在山水文化体现庭院的营造过程中，“娱人”也在文人写意园林展开，以崇尚自然体验为本质。在魏晋玄学“中隐”思想中，带来的人性觉醒，园林艺术的变革突破皇家模式。文人画家以隐逸山林为高雅，寻求山水情怀寄托的新世界，文人写意园林初见萌芽，创作手法是由写实模拟开始趋向于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园林规划逐渐由轴线式向精致寂静的园中园发展。 　　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始终作为我国绘画创作与批评的重要准则，对中国园林创作的布局、构图、手法有深远的影响。六法者何，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将“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