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恶c对事 以善对人.docVIP

以恶对事 以善对人 　　在中国的很多民营企业中，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标语，或者看到这样的企业理念，比如“先做人，后做事”，“品质就是人品”，“实实在在做事，认认真真做人”，如此等等。这说明，人与事是管理中最重要的两大要素，每个企业家都把自己对“人与事关系”的理解，应用到实际的管理中。　　以法治企 　　“人”与“事”严格地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这个问题其实在西方的大部分公司中不是问题，“就事论事”是西式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在中国的大部分公司，特别是民营企业就很成问题。可见“人与事”关系本身并不是问题，而真正有问题的是深藏于我们血液中的“文化惯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小农经济传统的内陆国家，以耕作为核心的小农经济对人际关系文化有着内在的要求，那就是“以道德替代管理”，这不仅符合皇权“家天下”统治者的需求，更符合以家庭为基本经济组织单元的被统治者的需求。为了保证“家庭”这一组织的绝对稳定，以家长为核心，以邻里关系为辅助的道德伦理就远比管理更重要。　　市场经济是以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的竞争经济，企业这样一种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企业要有竞争力，前提是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要求，去整合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要素来获得最大产出，管理是为资源的最大产出服务的，这就明确了管理的基本逻辑：先确定做哪些“对的事（do right things）”，并明确做这些“对的事”的基本流程与方法，再探讨如何组织人把事做好（do thingsright）。　　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之上，我们提倡的科学管理方式是：以恶对事，以善对人。做事最重要的是体现法治精神，约束的是人“恶”的一面，法不容情。对人最重要的是体现人文精神，弘扬的是人“善”的一面，利他就是利己。　　以恶对事，就是“以法对事”，对事管理的起点是“我不相信”，只有在事实与数据的支撑下，才去相信。　　曾任IBM总裁的郭士纳有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那就是，人们不会做你希望的，人们只会做你检查的。这句话讲清楚了对“事”的管理逻辑，那就是凡事不要讲愿望，讲希望，讲良心，而是要讲制度，讲流程，讲检查。与其相信人的良知，不如相信制度的力量。　　对事为什么要用法治？或者说，做事为什么要先从最坏的地方去打算？这涉及到一个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即科学精神。理论上讲，一件事之所以能够做成功，是因为遵循了科学原理，或者说遵循了事情本身的内在规律性。当然，经营公司的规律性短期也许体现得不充分，不容易体现在每件事上，但如果把公司管理的科学性抹杀了，把经营公司当成“玩权术”，那是对这几百年产业变革的无知与狂妄。　　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说明的就是只要按科学规律去探索，就总有实现的一天，由此我们知道了在做事的时候，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做事”本身的难度，事情做不成，最大的敌人是“人为破坏”。　　众所周知，“六西格玛”管理就是以消除“人为破坏”为目标的流程管理方法。“六西格玛”管理的核心思想，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优化流程减少人为因素”，道理很简单，管理中人为的因素越少，主观的因素就越少，客观的因素就会越多；管理中人为的因素越多，主观的因素就越多，客观的因素就越少。　　热衷于推行“六西格玛”的GE前CEO韦尔奇，说过这么一句话： “六西格玛不是关于平均数的问题，而是关于方差或波动的问题。”韦尔奇在这里显然是把“波动”上升为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甚至这样解释：“一旦你明白这句简单的格言——波动是糟糕的之后，你就是一个60%的六西格玛专家了。剩下的40%就是去除那个糟糕的部分。”　　这就是说，“以恶对事”是一种预防管理，预防意味着在事件发生之前采取行动，把如何行动用流程提前固定下来，而不是事中或事后做出反应，把企业管理者培养成“救火队长”。　　严爱文化　　以善对人，讲的是“以人为本”，对人管理的起点是“严爱文化”。　　与做事不同，在人的意义上，追求的是在做事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比如在检查的层面上，对事要设想人可能会“腐败”，会“偷懒”，但在人的层面上，检查与监督体现的却是“关爱”，所谓的“爱谁，就检查谁，害谁，就纵容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意味着，我们在企业要培养一种“严爱（严格规则就是爱）”的文化。中国现在被刑事处罚的官员越来越多，官位越来越高，这一方面说明我们法治的力量在加强，但另一方面却反映出我们的体制不是基于“严爱”，而是基于道德说教的“溺爱”——权力不约束，害了官员呀。我不太相信有那么多官员腐败都是出在“人心”问题上，我更相信这是由于制度监督不到位，导致“以善对事，以恶对人”。　　法治文化便是“严爱文化”，西方企业制度中有不少基督教的原罪精神，社会学大师韦伯很早就指出，西方企业制度与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源于基督教的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