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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莺：我当医生这些年 　　2013年6月，“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宣布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消息一出，备受关注。拥有215万粉丝的微博明星于莺，因以其特有的冷幽默讲述医院的趣事和生活中的糗事而深受网友喜爱，曾创造了3天吸引10万微博粉丝的纪录。 　　在重新踏上职业征途前，于莺对自己十余年的从医生涯作了一番回顾、梳理及展望。 　　我为什么要学医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我当医生这些年》这几个字时，我自己都觉得太得瑟了。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主治医师，而且是整个医疗系统中不怎么受待见的急诊科主治医师。 　　论资历，医疗行业里知识分子多得“成灾”，随便召集几位大夫开个小会，平均学历就是硕士以上。要不是我在新浪微博有200多万的粉丝，要不是我多嘴说了些“医院推诿急诊重患”、“医保定额”等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而引起媒体关注，谁会关心一位普通大夫的离职啊？ 　　按说，8年的医科大学学习、博士学位、毕业后直接留在“协和”这样的国内顶尖医院工作，自己虽不能大富大贵，但生活无忧那是没说的，不用操心有朝一日会失业。可我就这么辞职了，甚至是在没有找好下家的情况下。无数人不解，这其中包括曾经以我为荣的父母。要知道当年我能踏上学医这条路，都是因为我的家庭。 　　我上高二的时候，妈妈得了乳腺癌，好在发现得比较早，在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做了手术。暑假那段时间，每天我和我爸穿梭在家和医院之间，那会儿医院有严格的探视规定：每个家属都要在门卫那里登记，拿到手牌才能进到院区。 　　我拎着保温桶走在医院宽敞明亮的走廊里，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连脚步都放慢下来。遇到年轻英俊的大夫走过，我恨不得贴着墙壁让出全部的走廊，眼神里满是敬仰。妈妈的手术做得很顺利，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会儿我就在想，我也要当医生！ 　　但是毕业体检时，由于视力不过关，我无法报考军大，看着排名前三的医科大学，我选择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当时填报这个志愿有非常大的风险，协和医大在上海只招6名学生，录取分数线比复旦大学金融系还要高，而我的成绩在班级里排不上第一，年级排名更是在10～20名之间。班主任并不看好我的选择，甚至用一种“遗憾、可惜、白瞎了这孩子”之类的目光打量我。好在我少年时就神经大条，上考场的状态就跟现在值夜班一样，完全是“打鸡血模式”。结果，高考成绩出乎意料的好，我得以顺利进入协和医大。 　　在老教授身上读懂协和精神 　　在协和医大读书的头两年里，我是在北大生物系上医学预科班。后来才回到医科大学本部——一座8层楼高的大楼里。 　　协和与北大的条件落差相当大，谁能想到国内排名第一的医科大学竟然只有这么一座大楼，名字还叫“基础所”。我们吃饭、洗澡都在地下一层，做实验在3到5层，住宿也在3到5层，上课在七八层，放风在楼顶。到了本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所全国排名第一的临床医学院校每年只招一个班级，每个班级只招30个人——地方太小，没有法子扩招啊。 　　但就是在这里，我们逐渐了解了什么才是医学、医学中人文科学的地位，以及作为医生我们能为病人做些什么。 　　我记得刚到本部时，在北大读书的一位老同学来找我，他的妹妹有很严重的哮喘，时好时坏，已经影响到日常活动。那天眼看快中午12点了，我拉着他妹妹就往门诊跑，隔着诊室的小方玻璃窗望去，有位年纪很大的教授正站起来收拾东西，我们走进去央求加号。老教授摆了摆手，微笑地说：“都是学生，不要挂号了，我直接给你看了吧。”得知同学的妹妹是自费，老教授第二天还拿来几支进口的气雾剂送给她。等到我进入实习期，才知道这位让我很感动的教授是呼吸科的罗慰慈大夫。 　　几年前，我在抢救室值班，一天深夜，罗教授到病房看望一位患者，那是他的老朋友。我惊讶地站起来，因为之前没有任何人打招呼要我们关照一下这位患者。罗教授小声地向我询问病情，我小声地向他讲述，他依旧是那么温文尔雅，谦逊有礼。 　　在协和，这样的老教授有很多，这样的人构筑成了协和精神。医者之所以能成为大家，靠的是一种自我修炼。“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德不近佛者不可为医。”在我看来，这句话最好地诠释了协和精神。 　　临床工作不是死记硬背 　　协和的实习生训练计划非常“强悍”，实习期间需要陪着住院医生一起值夜班。晚上病人有情况呼叫大夫，护士会毫不客气地先把实习大夫叫起来，由实习大夫进行问诊查体，完成必要的检查，并向住院医生汇报，给出合理的处理措施。 　　我轮转的第一个病房是感染科，那次遇上的是一位感染性休克的患者，上着心电监护。整夜我都不敢睡，守在病人床边，旁边放着抢救车等设备。半夜时分，患者一阵剧烈咳嗽，心电监护上的波形由于受到干扰，出现大幅度的震荡。我一看慌了神，以为是室颤，急忙叫值班护士过来准备除颤。护士将我拉到一边，严肃地指出我的错误，又走到患者床边，重新仔细地贴上监护的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