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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体底端 窗体顶端 朱棣文的自传 我的父亲名叫朱汝瑾，1943年来到美国，在Massachusetts技术研究所学习化学工程，以继续他的学业。两年之后，我的母亲李静贞与父亲聚合，并学习经济学。而在上一代，我姥爷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并获得了土木工程学高级学位，而姥爷的兄弟则在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前身）跟着佩林学习物理学，他们学成后回到中国。当我的父母在1945年结婚时，中国正处于内战状态，回去的机会愈加渺茫，他们只好决定在美国重新安家。我和我的兄弟们正是这种典型的学术游牧生活的一部分：1946年我哥哥出生时，父亲就要完成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业；当我于1948年在圣路易斯出生时，父亲正在华盛顿大学任教；而当弟弟出生时，父亲刚刚在布鲁克林理工学院谋得教授职位。 1950年，我们定居到纽约的花园镇。这是一个可到布鲁克林理工学院上班的卧室社区。此前这个拥有25000人口的城镇只有两户华人家庭。然而对父母来说，迁居的决定因素是公共教育系统的质量。学业在我们家不仅仅是被强调，这简直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事实上我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拥有科学或工程的博士学位，朱家下一代继承这一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一切尘埃落定，我的两个弟兄和四个堂兄妹获得了三个硕士学位，四个博士学位，一个法律学位。我只获得了区区一个高级学位。 在这个个个都是有深厚造诣的学者的家庭之中，我在学业上简直就是个笨蛋。在学校里我也很努力地学习，但与哥哥相比，我的成绩实在平庸。我哥哥的功课累计平均分创新了我们高中的最高记录。我以一种效率并不高的方式学习。有时候，我会把我的精力集中于某一特别课程，沉迷不能自拔，用我妈妈的看法就是，我太注重细枝末节，而不是把时间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分配到各门功课中。 多数作业在我看来根本不是智慧之旅，简直像做家务琐事一样无聊。只有面对几门有相当特别的功课时，这沉闷才被打破，我的心才愉悦起来。几何学是我记得的第一门让我兴奋的课程。几何学不是要我们去死记硬背，而是要我们以一种清晰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去思考。从少数几个符合直觉的假定开始，可以推导出非同一般的结论，于是我立刻着手进行法则的证明。我也欣喜地记得，有几堂英语课要我们阅读，于是我便兴致勃勃地阅读由同一作者写的很多书。 我的家庭固然强调学业的重要性，但我的生活并非全部围绕作业或课外阅读而展开的。幼儿园毕业后的夏天，经朋友的介绍，我获知了搭建飞机军舰的塑料模型的乐趣。到了四年级，我逐渐积累出一套部件，我快乐地把大把时间花在装配毫无使用目的的装置上，装配的原则仅仅是让尽量多的部件能动，规模尽量大。卧室地毯上，围着半成品的装置经常杂乱地摆放着数百个金属“支架”和小螺丝螺栓。善解人意的妈妈允许我花几天的时间把这个项目做完。当我年纪渐大，我的兴趣扩展到化学上。我和我的朋友自制火箭，部分经费来自父母给我的学校午餐费。有一年夏天，我们的兴趣转移到为邻居进行土壤酸度及缺失养分的测定业务上。 我也发展了在运动方面的兴趣，与邻家小孩在附近的校园里进行非正式比赛，项目包括触身式橄榄球，棒球，篮球，偶尔还有冰球。到八年级时，我通过读书自学了乒乓球，第二年，我以“第二梯队”替补队员的身份加入了学校球队。这一身份维持了三年。我还用从附近地毯店买的竹竿自学了撑杆跳。不久，我就能越过8英尺，不过还没有好到可以参加田径队。 我的物理老师，Thomas Miner 非常有天分。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他是如何介绍物理这门课程的。他说我们准备学习的是处理诸如物体在重力加速度作用下如何下落这些非常简单的问题。结合猜想与观察，想法就能变成经得起实验检验的理论。物理学所研究的这些问题，与人文主义所关心的问题相比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不考虑物理学的现代目的，以这种方式获取的知识在经过实验的最终裁决后，就可以转化为智慧。 除了对这门功课的难以置信的清楚而又精辟的介绍之外，Miner先生还鼓励我们进入实验室搞项目。在花园镇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我建造了物理摆钟，用它来“精确地”测量了重力。那几年搭建模型的经历中获得的技巧可直接用到了钟摆的制作上。巧合的是，25年之后，利用原子喷泉干涉实验中获得的激光冷却原子，我开发了这一测量工具的精确版本。 高年级的秋天，我申请了几所大学，然而由于高中时平均分相对较低， 我被长春藤盟校拒了，但被罗切斯特大学录取。与我相比，哥哥上的是普林斯顿大学，两个堂（ 表）兄弟（或姐妹）上了哈佛大学，还有一个上的是布林莫尔大学。我的弟弟在学校太过优秀，无需家庭压力，高中尚未毕业，不用学理科就进入了大学。（他在哈佛获得法律硕士学位后，又在21岁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一个重要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当我进入大学时，我安慰自己道，我终于走出了耀目家庭的阴影，从此可以成为一个籍籍无名的学生了。 在罗切斯特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