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梦·我之梦.docVIP

国之梦·我之梦 　　翻阅一张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往事历历在目。那是上世纪1942年的春天，当时我的家乡与北平均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之下，那年我九岁。兄长王德昌是本村里走出去的第一名大学生，在北平辅仁大学就读。为了让我和他一起追梦，将我从村里带到了北平。 　　从此，我的命运彻底改变了。由一个不谙世事的乡下女孩，变成了中国大都市北平李直均小学一名五年级的跳班生；变成了一名开始介入世事，逐步懂得追求“国之梦·我之梦”的“小 兵”。 　　岁月如梭，不觉到了1947年，日本人已经投降，国民党又挑起内战，北平成了国统区，而我的家乡已经解放。故乡与北平交通阻断，我和兄长都失去了经济来源，度日艰难。而正这时，兄长不辞而别，去了西北。他是怕我年幼受不住离别的场面，把我托付给同乡安菊英大姐而悄悄上路的，事后大姐好一番劝慰我，更郑重地向我转达了兄长的叮嘱：“刻苦读书，自强自立，做一个有益于大众的人。”听说兄长远走他乡，我痛哭不已。一个14岁女孩，羽翼未丰的我，突然离开了兄长的庇护，在这人海茫茫大都市，将怎样生存下去？后来的生活经历证实了，是兄长对我的教诲，大姐无微不至的庇护，使我得以遮风挡雨，经受住了生活的种种磨砺，走上了新的人生之旅。 　　岁月一天天流逝，我一天天长大，不觉间就朦朦胧胧地真的走上了一条寻梦和追梦之路，这条路究竟是如何被我走过来的？从1948年的花季女孩到今天，伴随着北平的战与和，新中国成立、建设、发展与改革开放的脚步，走过了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我，是其中的一个奠基者，参与者，鉴证者。 　　花季女孩，原是个热血少年 　　我在成立于晚清民初的一所教会女子学堂“北平慕贞女中”读完了初中、高中，成了北平1949年高中应届毕业生。在战乱时代，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北平，度过那段残暴而又黑暗的时光。亲耳闻听了“沈崇事件”，目睹了在东单广场反动派用机枪扫射示威学生的流血惨案……我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地投入了在北平轰轰烈烈展开的“反饥饿、反内战、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洪流，成了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北平和平解放的亲历者。我、谢宗仙（冰心先生侄女）等十数名同学，作为当时的“小兵”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民主联盟”，后转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了北平首批青年团员。 　　作为母校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一个不小的群体，每个人都面临着决择。她们有过上大学的梦，有过这样那样的憧憬。然而，北平刚刚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党和国家急需要年轻一代，投身革命和建设，报效国家，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的奠基工程。“我不作，谁来作；此时不作，何时作”，就这样，许多同学都放弃了入学清华、北大的良机，“舍小我、为大我”，听从组织召唤，“党叫干啥就干啥，背起背包就出发”。我脱产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北京市青委（北京团市委前身），职业是一名少先队、青年团干部。后入“中央团校”二期学习。期间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并与师生一起在北京怀仁堂光荣地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意气风发、激情似火的青年时代 　　1954年——21岁的我，再一次响应党的号召。怀着一颗革命的心，意无反顾地再次背起背包远行千里，作为第一批“支边”人员，来到了祖国边疆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进入内蒙古团委工作。从青工部到组织部，一干就是十七年。1956年2月，我被评为“内蒙古直属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1959年下放农村劳动，期间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表彰和物质奖励。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尽管奖品只是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拿在手上感觉是沉甸甸的，心里已十分的满足，至今仍在身边珍存。 　　“俯首甘为儒子牛”的中年时代 　　1971年，我从中央办的“唐山学习班”结业，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去了呼市内蒙古第四毛纺织厂，做了一名劳资干部。职工们评价是：“王师傅日理百机，她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有的称我为恩人；一位我称方大嫂的朋友，当着我的面向她儿女们嘱咐，“永远记住你们的王阿姨。她可是咱家的恩人啊！”一位名叫李迎香的女工，则称我是“济世菩萨”。她曾抱住我哭着说：“不是当年您的帮助，今天我不敢想，该怎样生活呢？”更有一位李姓老工人，曾是六十年代初因被精简而下岗的。当时置身一人，难为生计，绝望之下，自杀未遂。他托朋友找到了我，出于同情，我为他上下奔跑，终于给他在单位找到了一份工作，使他重新获得了生的希望。有了工作，有了收入，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生活。二十多年后，他让就读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儿子，画了一幅“鹡鸰荷花图”送来我家，亲手将这幅画给我挂在墙壁上。说，“要以这种方式答谢您的知遇之恩”。他们一个个的举动使我不由得落泪了，我流的是一种欣慰的泪水啊！ 　　我从事“劳资”十数年，从没有收过职工一分钱，有人为情所动、送包点心给我。我谢绝不成，总以另外形式回赠对方。正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我离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