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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堪忧 　　当土壤中有害物质含量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时，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成分、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使土壤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进而土壤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这些有害物质通过“土壤一植物一人体”或“土壤一水一人体”的过程被人体吸收，从而危害人体健康，这就是土壤污染。 　　今年5月的“镉米”危机阴影至今未散，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浮出水面。近日，国土资源部称，我国正在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面积显著扩大并向东部人口密集区扩散。 　　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在全民工业化的时代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德国、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也都时有发生，我国这次的镉米事件直接牵扯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它的恶果已经渐渐显现。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资料显示，我国重金属污染中最严重的是镉污染、汞污染、铅污染和砷污染。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同斌指出，耕地重金属污染中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约40%。 　　早在2010年，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的研究显示，受到镉污染的耕地涉及11个省份25个地区。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突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除了重金属污染，由于不合理的化肥施用、水土流失等，我国目前处于“亚健康”的土壤面积已经很大，而病态土壤则占到了约10%，加强土壤保健已刻不容缓。氮肥、磷肥等肥料的过量施用都会造成土壤内源污染，带来土壤物理性质恶化，如土壤沙化、板结、土壤自我修复能力变差等，还会引发病虫害增加，抑制农作物对有益营养元素的吸收。 　　据了解，土壤内源污染主要是由农民不合理耕种方式造成的，主要表现为用水方式不当、有机肥投入不足、化肥使用不平衡，造成耕地土壤退化、耕作层变浅，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下降。这些不合理耕种方式造成的土壤污染约占土壤污染总量的90%。 　　现阶段随着我国北方干旱缺水矛盾日益突出，污水灌溉已成为解决农用水资源缺乏的有效手段，在河北保定、沧州、石家庄、邯郸等地均分布有许多典型污灌区。有专家指出，由于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意识淡薄，用于灌溉的污水大多没有经过处理，导致了土壤肥力下降、土地盐碱化严重、重金属积累等问题，土壤环境质量逐渐恶化。 　　我国目前没有肥料法或肥料管理条例，一些不法分子打着“有机农业”的幌子，将未经检测和无害化处理认可的城镇生活垃圾、屠宰场废弃物及城市污泥等作为“有机肥料”投入农田；一些地方将工业废渣如磷石膏等作为“肥料”，将农田作为消纳“三废”的场所。生活垃圾和污泥含有大量重金属和病原菌，不经无害化处理直接进入土壤，不仅导致土壤污染，同时还造成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污染土壤的修复是一件在技术和经济上都十分困难的事情。我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禁止使用“六六六”，但时隔30年，土壤中及在这种土壤上生长的作物中依然能够检出“六六六”的残留量。 　　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低，大多数从事粮食生产的土地经营者仅停留于维持简单再生产过程，满足自身需求。同时，土地经营者对耕地质量建设的投入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认可，因此经营者没有承担起对耕地进行培肥的责任义务，比如为追求短期效益而不合理利用耕地、不合理施肥，及违背土壤科学的不合理机械耕作、重用轻养，甚至耕地撂荒等，导致耕地耕性变差、养分失衡、肥力下降。冬水田传统正在被抛弃，保持和恢复地力、保障春耕生产用水的稻田湿地生态系统正在受到破坏，稻田生产能力由此下降了10%。有机肥料使用比重由2000年的50%下降到目前的不足40%，化肥投入量却以每年2.6%的速率递增。肥料报酬十年间降低20%，农业生产已经陷入到“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氐效益→更高投入→更高污染”的恶性循环。 　　污染的加剧导致土壤中的有益菌大量减少，土壤质量下降，自净能力也随之减弱，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与品质，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出现环境报复风险。生态关系的失衡，往往会引起生态环境恶化。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在长江三角洲等地调查的主要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率高达16%以上，致使稻田生物多样性不断减少，系统稳定性不断降低。 　　曾在2007年调查提出“10%的市售大米存在镉超标问题”的潘根兴表示，从严格意义上说，土壤一旦被重金属污染后就无法修复，只能通过控制和治理，以降低重金属在土壤中的“活力”。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厚积突发”，暴露出我国工业污染的严峻形势以及农业生产领域过分追求速度和数量，忽视对耕地质量保护的严峻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壤污染已不可逆转。 　　有专家表示，人口多、耕地少的现实，使得人们过度追求“产量至上、效益至上”，只向土地索取，而长期忽视了土壤的保护与修复。此次“镉米风波”所暴露出来的土壤污染之痛，已引起公众强烈关注，将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