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我见.docVIP

王学我见 古今称绝业“三不朽”世已罕见，百代未出，匹夫而成天下师，行为万世法的，在中国儒家主流中只有孔夫子、阳明先生二人矣，先生之“知行合一”的身心之教，“致良知”的见性之学，应能与夫子并驾，皆为吾中华精神的一点真骨血。立德立言应相若，而立功一端，以先生弱质书生之杀伐际遇，余略感夫子稍逊。 圣人多舛，一生颠沛，行逆境，出绝境。于千死万难中悟出良知之教，实则为天道，皆于当世未行，而后世渐重，很好的解决了所有人文学术都要面对的和回应的根本问题：面对现实的困苦，无法可施之时，何如？唯有秉持自有之心，内存之良知。 致良知，之良知即为心，即为宇宙本体，是维持宇宙万物运行的内在之道，是宇宙最高之律令，百姓日用而不知。唯有依存良知，才能达成人生之圆融，社会之圆融，万物之大成。 良知乃宇宙本源之主宰，创化万物，又存于万物中，即是一，也是一切。一即超然性，一切即普遍性，超然性，即良知先万物生而化万物，普遍性即一切事物中的良知，并无二致，皆为良知。 致即按老子之法门，为道日损，减去蒙蔽在良知上的各色欲执，其性自现。 万事万物皆有良知，故释家云：佛为狗屎厥。老庄云：道在屎溺中，先生教曰，人皆圣贤，必可学而致之。 如何学而致之，力行之道也，即“知行合一”是解决所有时代问题的不二法门，先生主张高明的学问，须在实用力行中解决现实的问题，方可为真知。所谓“破弊解缠，实处用功”。 这一点在日本行的最正，在日本转型关键的明治维新时期，如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诸君皆为阳明先生信徒，他们主张：立志、立行、自尊、无畏。追求立大志，成大功、做大丈夫，形成令人震撼的日本力行精神，孤悬海外的蕞尔小国，以弹丸之地创造了令人敬仰的巨大成就，赖于先生知行合一的身心之教，令人不忍与发指的武士道竟也发源与二圣之教，也有心学气质。日本新渡户道造的《武士道》云：武士道最大的渊源是中国的孔子、武士道的核心是良知，且最重知行合一，是依中国圣哲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之教。 近代中国乏术时，便会祭起阳明先生这一大纛。故蒋中正公在《中国的立国精神》中，将阳明先生之教，奉为中国的立国精神。其曰：“日本自明治维新至今，经过中日战争与日俄战争两大战争。割我台湾、占我琉球，并我朝鲜，现在来侵占我们的东三省、华北，乃至全境，妄图亡我中华。其居然位在世界五强之一。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我们要复兴中国，完成革命，就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今日读来犹感振聋发聩，可解今世之忧。 中正公一生拜服阳明，力行不懈，如将晚年所居之草山更名为之阳明山，便可见一斑。效之著者当为第五次围剿时，中正公诚心诚意的学习阳明先生在江西平暴之经验，方有红军之“长征”。而乡的设立。即阳明先生为行“保甲法”而设，保甲之名存至民国。共和国以办事处、居委会之名存用。乡之名经中正公的强化竟存用至今，名目都未变。在当时令人闻之色变的军统前身即是黄埔“力行社”，蒋公之生活与统治可谓处处有阳明。 蒋经国公号召“我们要做总理的信徒，为阳明的学生”，经国公在阳明先生过化之区，赣州效法阳明生生推行“新生活运动”后于主政台湾时推行“十大工程”皆柄先生知行合一之教。而晚年开党禁，便是致良知在俗世的最高表现，厥父及子的书信、日记表明他们终生是阳明的信徒。力行阳明先生之教，方有今日台湾经济之发达、政治之民主。经国公将阳明先生的思想精神归结得相当精准：一是诚，就是要有纯洁的、清白和肯切的念头。一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先生不但有高深的学问，而且能将学问实用实行。 论今日之中国不可不语湖湘，语湖湘必及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兖兖诸公。湖湘文化推崇致知力行、经世致用，完全脱胎于阳明先生之教诲。曾国藩一生三变其学，虽未宗主阳明。但其是信奉阳明的，他说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而宗信阳明之学，多能建功立业，故十分推崇肯定阳明学说。 谭嗣同伟大的牺牲精神更彰显心力说的伟大，仁学更是与阳明先生的心学一气贯通。一脉相承。谭嗣同是孟子与阳明先生大丈夫人格的真实典范。杨昌济是谭嗣同的学生，对谭嗣同的仁学、心力说和冲决“罗网”的精神倍为推崇。杨昌济乃毛泽东的岳父，同时是其青年时代重要的导师，阳明之学循着谭嗣同、杨昌济之径，滋养了青年毛泽东，有心人观泽东公之《讲堂录》，必有所悟。 毛泽东“宇宙之我即精神之我”源于“吾心即宇宙”，“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