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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公众认为：幸福城市取决于市领导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谁起到的作用最大？《小康》综合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把幸福“第一责任人”的标签贴在了市委书记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长 　　“城市领导者的最大幸福是让所有市民幸福。” 　　在去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扬州市市长谢正义出席青年领袖圆桌会议“定义幸福与幸福社会”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在他看来，让所有的市民幸福，“既是我们的公共职责，也是我们的幸福资源。” 　　扬州是全国比较早地提出要建设“幸福扬州”的城市，也是这一次《小康》样本调查的七座城市中，市民幸福指数最高的。 　　扬州“幸福”的秘密在哪里？谢正义的心得是：“我们认为一个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满足市民最基本的需求。”“我觉得作为政府官员来讲，从基本的保障、基本民生做起，是夯实‘幸福城市’的基础。” 　　现在，已任扬州市委书记的谢正义，仍然在用百姓内心的幸福温度，去绘制世界名城扬州的新蓝图；扬州这座走过了近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正通过一系列民生工程敲开百姓的幸福大门。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市领导的作用真的很大吗？ 　　民众心中幸福“第一责任人”：市委书记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谁起到的作用最大？是市委书记、市长，区委书记、区长，还是当地公务员、老百姓？ 　　《小康》综合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结果后发现，大部分受访者把幸福“第一责任人”的标签贴在了市委书记的身上，其次是老百姓，再次是市长，并且“老百姓”和“市长”的票数相差无几，接下来才是当地公务员、各区的区委书记或区长，以及主管省领导等。 　　在武汉，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投票给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 　　这位城市主政者也不止一次谈起过他的幸福理念。2011年初，在武汉市“十二五”社会福利事业发展专题审议会上，阮成发谈起他对“幸福武汉”的思考。他说，截至2010年底，武汉市经济总量在全国19个副省级城市中已经上升到第5名，“十二五”期间，武汉在经济总量上的位次会前移，与沿海发达城市的差距也会进一步缩小。但他担心到“十二五”末，武汉和先进城市、沿海发达城市相比，更大的差距体现在市民生活品质上，包括城市环境、社会福利事业等等，包括每个市民能体会到的幸福指数。 　　阮成发说，“武汉一年新增GDP900多亿，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城市的经济规模，但市民生活品质并没有大的提高，一些市民感受不到。武汉市委市政府要有勇气面对这样的现状。” 　　市民的需求，需要得到当地最高负责人的回应。在中国地方的政治构架中，市委书记实际上是当地的最高负责人，民间称之为“一把手”，而负责履行城市行政职能的市长则被视为“二把手”。 　　幸福为什么要靠“市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分析认为，从单独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市委书记或市长对于城市的作用力肯定要比一般老百姓大得多，他们在执政时对于政策的掌握更为全面、对于城市的影响力也会更大。 　　这一调查结果，也显示了民众对于地方执政者持有相当高的期望值。王俊秀说，“如果市领导为了这个城市的发展去协调各方面力量，‘鞠躬尽瘁’，可能会取得非常好的政绩。如果做得不好，那么对这个城市的损害也是比较大的。” 　　这就是为何市民会把市委书记看作建设幸福城市过程中最关键的人。 　　如果把市委书记和市长获得的票数相加，那么总共有五成公众倾向于：建设幸福城市取决于市领导。 　　这与另一道题目的调查结果不无关联——在“影响城市发展的九大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当地官员理念，这一点，甚至比国家政策更为重要。 　　在王俊秀看来，谁对建设幸福城市所起到的作用更大，从根本上可能还是取决于谁的影响力更大。“虽然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和影响都很大，但真正决定城市发展的还是民众，这也是人力资源的问题，人才很重要，管理也非常重要，前些年总结温州经验时提到过无为而治，实际上市委书记、市长需要做的就是给市民提供更多的空间，不对他们进行更多的管束。”王俊秀说，“归根到底，市领导就是要更多地为百姓提供服务，发挥城市里每个人的创造力。” 　　不同类型的城市，“幸福领军人”也不同 　　不过，不同类型的城市对于“幸福责任人”的人选也有着较大差别。 　　一线城市的市民并不太看重市委书记和市领导的作用，在北京市民看来，区委书记和区长对于幸福城市建设的作用最大，43.5%的受访市民在区委书记和区长的选项后面打上了对勾，这与北京地广人多不无关系。北京市国土面积16410.54平方公里，市区面积12187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386平方公里（中国城市第1名）。201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773.8万人。要想建设幸福北京，实现各区均衡发展，让幸福的阳光沐浴到每个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