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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多维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摘 要]古典自由主义是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它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背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匹配。马克思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多维审视中，剖析并批判了人权主义自由观、意志主义自由观、人道主义自由观、利己主义自由观等多种类型的古典自由主义，从而实现了由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向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转变。这些批判对于厘清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古典自由主义；人权主义自由观；人道主义自由观；意志主义自由观；利己主义自由观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1-0010-04 　　马克思在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多维审视中，剖析并批判了人权主义自由观、意志主义自由观、人道主义自由观、利己主义自由观等多种类型的古典自由主义，从而实现了由接受古典自由主义向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当代视域，对于厘清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关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一、马克思对人权主义自由观的批判 　　法国的人权宣言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强调个体思想、信仰以及政治权利的自由，这种政治权利自由观被当时仍保留封建制度的德国吸收后，形成了人权主义自由观。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对人权主义自由观进行了批判。他指出，自由是资产阶级人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市民对私有财产的任意使用和自由处理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1]438按照法国1793年宪法规定，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权利，因此私有财产是人的自由权利的现实应用。马克思批判这种自由权利是一种自私自利的权利，指出它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享受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这种自由首先就宣布了‘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人权”。[1]438马克思指出当这种市民的自由权利与政治国家的普遍自由权利发生冲突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政治国家的普遍自由权利，来维护市民的自由权利，“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和自己的目的即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须被抛弃”。[1]440马克思认为，人权主义自由观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尽管它在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仍是不彻底的自由观，因为这种自由观的政治经济基础仍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 　　二、马克思对意志主义自由观的批判 　　法国自由主义对于个体精神层面自由权利的要求，被德国古典哲学发展为意志自由，最典型地体现于康德的意志主义自由观中。马克思认为康德的自由观实际上是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采取的特殊形式，它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的阶级利益变成了自由意志，并把这种自由意志变成了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这导致了德国的政治自由与它所要追求的物质利益相分离。由此而来，当资产阶级革命来临时，法国资产阶级为了其物质利益可以坚决地反抗恐怖的政治压迫，而德国资产阶级则因为意志自由的虚幻性而在革命中退却了。因此，马克思严厉地批判德国资产阶级的这种虚幻的政治自由主义，“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阵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阶级者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2]213 　　马克思认为意志主义自由观产生的社会根源在于，德国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而不像英法那样有着大规模成熟的资产阶级，这种阶级状况和阶级利益决定了德国的自由主义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观。马克思指出德国资产阶级是由小市民组成的，他们没有统一的阶级利益，因此他们在每一个生活领域中都是软弱无力的，这就使德国的政治体制长期处于君主专制的畸形状态之中。德国的理论家们把小市民与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力图实现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以反对君主专制，从而使小资产阶级成为国家的“公民”，使国家成为能够赋予每个资产者以人权的国家。马克思对这种政治自由主义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圣麦克斯“他可以把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资产者与作为经验的资产者的资产者分开，从而把资产者变成神圣的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