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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错案如何纠偏 　　“完全公正的审判是件不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认真、审慎的法官。比如，不确切的资料、可疑的证据、假证人，以及做出错误结论的鉴定，等等，都可能导致对无辜者的判刑。” 　　法庭会给一个没罪的人判刑吗？ 　　法国著名律师勒内·弗洛里奥给出的答案是：这种事情确实存在，而且比人们想象的要多。 　　生于1902年的弗洛里奥21岁毕业于索邦大学法律系，而后，从做辩护人起，开始了律师生涯。他生前积累了五十多年的办案经验，办理了许多有名的案件，被赞为“有最惊人的记忆天赋”和“巴黎收费最高的律师”。 　　作为著作颇多的律师，弗洛里奥总结法国历史上诸多错案，并解析其原因的《错案》一书，曾在1984年被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创下10万册销量。2013年，该书中文版再度推出。 　　“最受尊敬的人， 　　也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 　　“请不要以为一位行为端正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公民，就一辈子不会与当地的法官打交道。实际上，即使是最诚实、最受尊敬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司法部门的受害者。”“您常常以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会得到声誉、业绩、关系与交往方面的保护，您坚信只有那些地位卑微和粗鲁的人，那些命运糟糕的人才可能碰上司法错误，比如码头工或是牧羊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司法错误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着各种人，既有权贵，也有平民。”“一些实业家、医生、工程师、教授，也曾经是某些骇人听闻的错案的受害者，法国的司法年鉴上充满了他们的名字。” 　　弗洛里奥之所以在《错案》引言中，便抛出以上这些颇值警醒的话，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完全公正的审判是件不易的事情。许多外界因素会欺骗那些认真、审慎的法官。比如，不确切的资料、可疑的证据、假证人，以及做出错误结论的鉴定，等等，都可能导致对无辜者的判刑。”更为关键的是，导致法官错判的被告人、证人、鉴定人，“他们犯下的错误，有时并非蓄意而为。” 　　比如，一位妇女由于亲属一个接一个死去，她继承了这些人的财产。这件事让周围人产生了怀疑。有关部门接到报案后，把那些尸体挖出检验，发现尸体上浸渍了大量砒霜。妇女因此被捕入狱，并被重罪法庭判刑。然而，在她被关押五年之后，有关部门又发现，那块墓地周围的地下水中含有砒霜，正是因为地下水的侵蚀，尸体上才浸渍了“毒药”。在弗洛里奥看来，这个因鉴定而产生的错判最终得以还原事实，“纠正了只根据尸体上有砒霜就做出判决的简单做法”，因此“具有重要意义”。 　　而《错案》中详述的“德莱福斯上尉事件”，则为弗洛里奥所提到的，品行端正且颇具社会影响力之人，却在某天突然遭遇错案提供了典型例证。 　　1894年10月15日，德莱福斯上尉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军事法庭逮捕，原因在于，法国军队情报部门掌握了一桩叛卖罪行的“证据”，认为有叛徒将秘密文件透露给德国武官，而根据笔迹学家判断，德莱福斯就是该人。 　　事件发生前，德莱福斯上尉本是一位前程似锦、令人羡慕的军官。他与妻子、儿女们的生活十分检点，品德方面无可指责，同时他还拥有巨额家产作为生活后盾。上尉从未想到，有一天自己竟被押上刑事法庭，并被判处劳役，而任何人对他是否清白无辜也不置一词。 　　在“德莱福斯上尉事件”中，笔迹学家自然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只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历时十二年，除了鉴定错误外，一些人的态度顽固与违背道德，也为错案推波助澜。 　　如当年内阁总理梅利纳，就曾在法庭讲台上发表过针对该案的著名演讲：“不存在德莱福斯上尉事件！”梅利纳言下之意，案件没有搞错，不存在为德莱福斯平反之事。 　　《错案》一书序言中，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在评述“德莱福斯上尉事件”时表示，“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掩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行为更令人恐惧。这可能会令读者意识到：国家、政府、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甚至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 　　某种程度，此案中正是大权在握者的顽固与掩盖，催生了左拉发表于《震旦报》上的著名文章《我控诉！》。左拉在文中控告一些人握有德莱福斯无罪的证据却扣押着；指控第一军事法庭根据一些秘密文件判刑是违犯法律的；指控第二军事法庭奉命故意释放一个罪犯就是犯罪。 　　最终，德莱福斯还是等来了揭开真相的一次调查。“有人打开情报处的档案，那里不仅有伪造的文书，还有一本刮擦和涂改过的账簿。虽经过涂改，但仍然看得出，那些被叫到雷恩法庭控告德莱福斯的人们，都是由情报处发工资的……”弗洛里奥在书中如是记述。 　　这次调查后，德莱福斯恢复了上尉职务，并被授予“荣誉骑士”勋位。一项法令还决定，将左拉的骨灰移入巴黎的“先贤堂”。 　　左拉于1902年去世，死于煤气中毒。但他的后代则认为，他是被人谋杀的。他最友好的传记作家阿尔芒·拉奴克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