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泉根《民族主义通约与近代文学转型》[A].doc

民族主義通约与近代文学转型 周泉根 （海口，海南师大，571158） 【文献标识】周泉根《民族主義通约与近代文学转型》[A],《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J]，2010第3期. 【文献摘要】： 在晚清文化、文学、政治等诸多乱象中，如果有什么线索可以贯穿本末枝叶的话，那无疑是内乱外侮催生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问题绝不仅仅只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维度而已，它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诸多问题辐辏，同时又辐射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从破局丕变的焦虑到再造国魂的执着，从抵牾传统价值的新民问题到方法与价值交织的语言困惑，从重申史传一体的叙事手法到取法公羊学的索隐策略，从视个性自然即是善的武断到家庭伦理即是反动的作家心态，从近代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到意象、文体、语言等文学批评……无一不可在民族主义的视域中得到解释。 【关键词】 民族主义 文学转型 晚清 家文明 索隐派 【作者简介】 周泉根，1977.1，江西南丰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文学理论与批评。投稿日期：2010-6-1 【正文】 晚清迭经亟变，屡战必溃，遂成巨变。严复说：“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p161)这次转变已然不是一般意义的王朝国姓的迁改，而是内乱外侮的中华文明从农耕文明改弦易辙向现代文明的一次根本转型。置身历史风口浪尖的李鸿章，在奏折中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2](p24)从现代性的全方位建构而言，这个变局可以说延宕至今。这种未完成性决定了关于近代文学、文化问题的研究，它不会只是侧重纯粹历史知识的探询，而是更具深刻的当代意义。而在晚清文化、文学、政治等诸多乱象中，如果有什么线索可以贯穿本末枝叶的话，那无疑是内乱外侮催生的民族主义。笔者曾著文论证民族主义作为全社会的通约，乃是近现代各派知识分子不言而喻的精神底线。[3]所以，民族主义问题绝不仅仅只是理解近代中国的一个维度而已，它在一定程度上既是诸多问题辐辏，同时又辐射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所以，从民族主义切入晚清，或可立于诸多问题域之中区，并可能统摄二十世纪、反观当下。单正平积十多年之功所著《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正是立足于此，“伫中区以玄览”，以致推陷廓清，屡见独照之解。从破局丕变的焦虑到再造国魂的执着，从抵牾传统价值的新民问题到方法与价值交织的语言困惑，从重申史传一体的叙事手法到取法公羊学的索隐策略，作者对这些问题所提供的材料、认知、观点、评价等等，无一不能俯视近代至今的诸多问题。 在民族集体自救这个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的最大前提下，单正平讨论了个体、家、国的复杂关系，很好的解决了联系个性解放的“启蒙”与联系文明转型的“救亡”的内在矛盾。其新颖之处在于，于习见的个体与国家二元之中，重点探讨了中间环节“家”这一维。方法上，与一般的文学研究不尽相同，他用文化学的方法从“天地国君亲师”这种神龛牌位的细节处，一点点指涉牵连，最后敏锐而宏阔地指出： “在整个现代文学叙事中，个人总是道德的，家庭则是不道德的。个人的一切行为，似乎都具有某种程度道德合法性，个人似乎不存在道德反省的问题。” [4]（P218） 缺失严肃认真的个人道德体验、反思和批判，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的操守行止。而对家文明的价值的否定，也使得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处理个人与家庭的矛盾时太过自我，甚至自私。这个矛盾，我们可以从下面一个奇怪现象得到具体而微的说明：饱含新旧矛盾的梁启超，一方面虽主持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另一方面却同时发言反对这场婚礼。鲁迅、胡适、徐志摩等的婚姻状况也正是在这种价值冲突中取了不同手法，只是我们在评议时，多把个人解放作为优先价值。甚至，我们的研究者在评议古代作品时，也多站在作为如崔莺莺监护人崔母的对立面。单正平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骨子里不只是赞美爱情的缘故，还有把个人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思维习惯使然。他的视线甚至一直拉到当代，指出革命叙事和革命运动的家庭形象为什么是由数不清的表叔构成，发人深省。 历史的吊诡常常让人置疑，“何以冰炭能够同炉”？民族主义精神所催生的民族主义主张有时正是如此。一方面以保存种族、名物、精神为终极目的，另一方面却不惜自毁以自救，而且还能创造“凤凰涅磐”之类的艺术美感以自励。譬如，汉字、汉语这两个以“汉”命名的文化实物，按理自然是民族自救的重要内容。但今天，汉语之雅言被当成“妖孽”、“谬种”革成了文物，汉字之正体被抽剥得更是面目全非。汉语写作、汉字命运等问题至今仍然聚讼纷纭，且有国际化的趋势——如，韩国最近竟有繁体字申遗之创意。如此这般，是非曲折，若不从晚清民族主义的形神考辨，这些问题的源流和实质殊难厘清。我认为，言文分离是幅员辽阔、方言众多的中华民族能够历千年而不坠的重要原因；而汉字的形象性、汉语的形象性、修辞的形象性与思维的形象性等，之间有联系，但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