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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遗忘，一座城市“无声的抗战” 时间：2015-05-12 来源：解放日报 　　饶家驹　资料照片??? 　　惊慌失措的难民。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壹】　　这是一段几乎被忘却的历史。　　1937年的上海，当无数战士为抵抗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轰隆炮火的背后，上海这座城市的无数普通人也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抗战”。　　他们与敌人斗智，与疾病、饥饿与恐惧斗勇。最终，他们拯救出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生命。在废墟中，他们与这些生命一起，从未放弃生活、学习，也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冀。　　这场抗战的战场就是“南市难民区”——战争爆发时，获得交战双方认可，最终保护了30万平民的避难区。它开创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先例；它是《拉贝日记》主人翁约翰·拉贝学习的母版。而继南京之后，它的模式继续在武汉、杭州、广州、福州、汉口等多地被复制推广，保守估计，至少让50多万中国难民幸免于难。1938年，这段事迹被美国《时代》杂志报道。　　最重要的是，这一“上海模式”被写入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从此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于全球践行。　　至今，在世界战火纷飞处，只要看到国际红十字会的身影，就依然能看到它背后深潜的上海历史记忆。　　时隔70多年后，在南市难民区的故土上，或破损的老屋、或崭新的楼宇已无法诉说尘封往事。这块覆盖着城隍庙的地标地段几经变迁，如今依然是上海文化与商业的象征之地。九曲桥下每一块黑压压的石砖、每一道抹不平的刮痕，或许曾经都是难民的陪伴者和安枕处。它们在褪去岁月的沧桑后，涌动出的是热腾腾的繁华烟火气。这大概是多年前，难民们躺在此地风餐露宿时、摸着石头喃喃自语时，对未来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拨开历史的灰烬，以期告诉更多人，这段普通人的抗战故事。　　【贰】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他的右臂在徐汇教书时被烟火炸飞，从此成为“独臂神父”。《申报》报道说，他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语言，是天生的演说家。他有着一抹浓须，满面微笑，身躯颀长，且爱好交际，与盘踞上海的各方势力私交甚笃。关键是，他乐意运用这些关系救助难民。　　1931年长江水灾，饶家驹积极救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为被困妇孺四方奔走；　而当时间流走至1937年8月13日，他已是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上海国际救济会的常务委员和救济组主任。　　1937年8月13日，是上海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哀嚎声在狭窄的街巷与弄堂里此起彼伏，人们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离子散的晕厥。　　而难民们的信念只有一个——逃出上海，或躲进租界。租界顿时人满为患，最多时集中了70多万难民。全城的难民如蚂蚁般密密麻麻，迅速填满外滩、外白渡桥，几乎没有一丝缝隙。露宿街头的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儿童死亡人数翻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表示“束手无策”。　　公共租界指示：“不要卷入难民事务，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国际红十字会，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传统的中国救济组织。”法租界更是干脆，与华界交界口安装起铁栅门、架设铁丝网，阻止难民继续涌入。“大批民众被摒门外，万头耸动，号泣救援，秩序混乱已极。”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会的收容所难以为继，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1937年11月9日成立的南市难民区，亦称饶家驹区。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饶家驹需保证，安全区不会成为扩张的租界，不会成为中日双方的军事用地，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后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首先同意。随后日方也勉强同意，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烽烟蔽日中，7根竹子支撑的临时帐篷缓缓撑起，充满希望地出现在震旦大学校园里。7000多名难民挤在一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诊部、难民登记处、培训班、分发定额食物处、煤供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