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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内容确定：质疑与辨析 　　主持人简介：王荣生，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执行主持简介：胡根林，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评议文章】黄伟《语文教学内容确定的几个问题》，原载《江苏教育（中学教学版）》2013年第7期 　　【内容提要】语文教学内容研究关涉这样几个问题：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何以成为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在哪个层面谈论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语文教学内容到底应确定在哪里？语文教学不只是教学内容问题，有效教学必须把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联结起来考量。 　　新课改以来，语文教学内容问题成了语文学科最突出、最热门的话题。2013年，这项研究持续推进。在众多的讨论中，有一篇文章颇引人注目。这篇文章观点鲜明，文风老辣，对语文教学内容问题提出相对系统的思考，它分析了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何以成为问题，在何种意义、何种层面讨论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语文教学内容到底应该确定在哪里，最后提出要把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联结起来研究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黄伟教授的《语文教学内容确定的几个问题》。这里结合我个人的思考对它做些评议。 　　一、语文教学内容如何确定 　　关于“语文教学内容如何确定”的研究，相关的成果我进行过梳理，认为比较有影响的有：“课文功能类型说”（王荣生）；“课文教学价值说”（李海林）；“三维度说”（胡根林）；“三四说”（黄厚江等）等。在近几年国培过程中，王荣生教授和一批语文课程教学论博士化繁为简，又形成了“起点终点说”，其要点概括为两句话：“根据体式定起点，研判学情定终点”，体式决定了教学内容“有哪些”，学情决定教学内容“要哪些”，选择和确定成为教学内容形成的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见《语文教学内容研究的新进展》，《中学语文》2013年第4期） 　　在《语文教学内容确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黄伟主要评析了王荣生教授确定教学内容的两条标准：依据文章体式确定教学内容，依据学情选择教学内容。一方面，他认为这两条标准有其核心价值：坚决把语文教学从非语文教学扭转到真正的、有特质的语文教学上来，扭转到文章形式上来，扭转到阅读策略上来；坚决把语文教学从关注教师教聚焦到学生学上来，聚焦到学生的学习成效上来。另一方面，他认为仅有这两条标准是不充分的，还不足以应对语文教学内容缺失、偏失、游离的复杂问题。 　　他这样分析第一条标准： 　　其一，在对象上不周延。它不适用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从小学到高中的各个阶段，可能仅适用于初中和高中而不适用于小学，特别是小学低年级。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内容主要不是文章，而是字、词、句、段。即便到了小学高年级，“文章体式”是否对教学内容具有不可或缺的规定性还可再研究再斟酌。 　　其二，可能仅指涉阅读教学，是阅读教学内容确定的一个标准，而不能指涉写作、口语交际领域，更不能指涉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 　　其三，与目前教材编写的实际状况有一定的距离，与选入教材的文本的价值定位不能对应。在教材中，课文的文章体式并非编写的主要意图，而是把教学价值瞄准在他处。这样一来，如果依据文章体式来确定教学内容，可能与教材意图和文章在教材中的教学价值定位就会错位。 　　其实，前两点都涉及到对象的不周延问题。客观地说，这样来评议一项教育理论研究成果有点吹毛求疵。教育理论天生具有境遇性，和时间、地域、对象紧密关联，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教育理论都可能存在对象上的不周延问题，那种企图通过一种教育理论解决所有对象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哈贝马斯很早就提出过情境理性问题。他认为，理性依赖于特定的情境，我们的理性，其实是嵌入到场景中的理性，绝不是能够独立于这些场景，不依场景改变而发生变化的那种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理性。2002年10月，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汉学家卜松山在复旦大学作了题为“在跨文化语境中对理论的反思――元理论浅探”的讲座，在讲座中，他提出当前理论追求普适性的几种尴尬，认为理论普适性的情结应该消解或终结。后面一点，黄教授过多强调了实践的特殊性而忽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如果理论是正确的，要改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当前混乱不堪，少有章法的教材编写实际才对。 　　他分析第二条标准――依据学情来选择教学内容，认为这个“学情”指涉不明，学情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学生已有的学习基础及其个体差异；二是学生课堂学习状况及其当下需求。前者是备课时的学情，后者是教学时的学情。前者是常量，后者是变量。认为着眼于前者的学情，教学内容是可以大体确定的，着眼于后者的学情，教学内容是不好事先确定的。由此得出结论，教学内容的确定与选择，实际上是要把握好“定”与“变”的关系。 　　这里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以为，这是对这条标准最到位的阐释了。理论需要被阐释，因为从解释学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