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东：二十四个书面问答.docVIP

余弦：陈东东问卷（1993）·　　二十四个书面问答　　1、你曾经说过埃利蒂斯是促使你走上诗歌道路的关键诗人，并带给你最初的诗歌概念。这最初的际遇让你迄今为止的作品呈现出一些不变的特色，譬如意象的繁复与鲜艳和内在的音乐性回复。如此说来你是否认为你第一次的诗歌经历就具有相当的决定性？你认为这样的际遇纯属偶然，还是两者之间有合乎必然的关联？现在你是如何看待这笔旧账的？　　埃利蒂斯对于我可不是“最初的”，他并不像你说的是我“第一次的诗歌经历”。在这之前十二、三年，也许还要早，我就已经接触诗歌，经历了从讨厌它到宠爱它的过程，欣赏过毛泽东、李白、辛弃疾和普希金，却不堪卒读艾略特的《荒原》。几乎在遇到埃利蒂斯的同时，我也正在阅读（有时甚至在学生宿舍里大声地念诵）楚图南译的《草叶集选》。惠特曼也令我神往。但1980年秋天某个下午在大学阅览室里的诗歌经历的确对我更具决定性。这种决定性有点像一盏灯塔对于一艘夜航船的决定性，一一是那一点亮光把原先茫然的航行引向了一片确定的海域。所以，我想，这是必然中的偶然，因为必得是一艘船，尽管也许是偶尔驰来的，才会去领受这样的指引。重要的是，埃利蒂斯使我确信，诗歌能满足我此生的愿望。在另一处我把这愿望称为“演春”，一一用语言演奏内心的音乐。这就是我从埃利蒂斯那儿得到的诗歌概念，不过它其实更是对诗的信念。这一信念才是我从那时迄今一直不曾改变的东西。现在，翻看这笔旧账，我发现我所收取的比当时料想的要多得多，一一几乎是一辈子花不尽的银子。　　2、在你接触西方诗歌之前，传统的教育是否使你形成某种原始而模糊的诗歌意识，比如说古典诗歌的影响？如果存在的话，这对你以后的写作有多大作用？　　我不认为我得到过什么传统教育。我不是一个系统教育下的产物。事实上，我、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个非教育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到学校就读过，但那只不过使我们认识了一些字，我们读不到什么好书，我们甚至没有被告知认识这些字到底有什么用。大概直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开始读到一些早就应该一读的书，其中也包括诗歌。那种阅读是盲目的、饥渴的、零乱混杂和被误导的。大学里的情形也依然如此。　　不过我还是有几分幸运，因为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几乎是唯一被允许的几件好东西毕竟把我引向了诗歌。这几件好东西是《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和《毛泽东诗词》，以后，又加上一本本来是六、七岁的小孩就应该烂熟的《唐诗三百首》。诵读旧诗的确给过我“诗之喜悦”，但旧诗带给我的一些诗歌观念，如格律、平仄、押韵和对仗之类，对我以后的写作没有什么好处，一一这些东西并不是诗歌，而是对诗歌的羁绊。　　我真正以一种对诗歌本质的关注去阅读古典诗歌，是在开始写诗以后。是庞德和罗伯特·布莱提醒我去重读古诗。这种回头重读实在是必不可少的，它令我意识到我所崇尚的诗歌精神和信仰，有着一个怎样的源头。　　3、音乐的品质使你的作品明显不同于当代许多诗人。在写作的最初阶段，你已经自觉地把音乐作为处理的主要内容。这其中显然是有情由的。在诗歌之前，音乐是不是你少年时代的爱好？而以后的写作是不是成为对音乐的“替代性满足”？　　我从未以任何方式学过音乐，不会乐器，也不懂所谓的乐理。这可能跟我前面说的成长中的非教育环境有关，但更主要的却是，我一直认为音乐要比我们所听到的更为内在。或许人的灵魂状态就是音乐式的。也就是说，人“爱好”音乐并不能成为人创造了如此伟大的音乐作品（我把诗歌、绘画、戏剧甚至电影也作为本质上的音乐作品）的理由。音乐是一种充分的人性。无需向别人去学习，也无需张开耳朵去倾听，只要内省自己，向着内心去讨要，每个人就都能得到他自己的音乐。所以，写作对于我不是一种对音乐的“替代性满足”，而是去发现我自己的音乐。当然，如果我会作曲什么的，我对内心音乐的“演奏”也许会较为直接和便捷，但诗歌的确把一个人的内心音乐展开得更生动、曲折、多样和繁复。用诗歌来传达内心音乐也更见难度，如同有人以走钢丝的方式完成其朝圣。　　4、你是地道的上海人，在上海你生活了三十年，写作十年。这是一座畸形发展的城市，现在尤为如此。种种颓败中散发着令人晕眩的新奇。在你的诗篇中无处不能窥见它身影的存在。银行和升降机。在我看来，你仿佛是在它的躯体中生长出来的第一位诗人。你怎样看待它在你的诗歌生命中留下的痕迹，它的光怪陆离和腐朽没落？　　一直存在着两个上海。一个是我窗外的上海，浮华、喧嚣、杂乱、俗艳、假时髦和假诗意、耗散精力、自以为是、喜新厌旧、轻薄伪饰，是我总想以肉体的方式远离的上海，在其中生活只带来厌烦。但另一个上海却极具传奇色彩，它有着密谋和神迹，事变和血案，械斗和盟誓，沦陷和收复，有着镜子里凋谢的容颜，混淆视听的逸闻，昏暗的光芒，春风沉醉的良夜，有着冒险故事，黑道英雄，无稽之谈和各种旧址，隐晦、蒙尘、被遗失和深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