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论文,文化论.docVIP

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论文,文化论文论文,论文 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 测西晋户调‘九品相通’，其中户分九等，含有吴国的户调内容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应该说，《新收获》一文的推测是有道理的，并有其依据。但问题是，如果说西晋采用“九品相通”的原则是沿袭东吴之制而来，那么，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又是借鉴于何种制度而来，抑或就是东吴独创的一种新制呢？窃意以为，如果我们把东吴时期曾经实行九品中正制这一事实也纳入视野，并把二者综合起来进行考察的话，则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作法，当是借鉴于九品中正制度而来，亦即将九品论人之法嫁接于户调制度之上，从而在借鉴魏制的基础上又有所变异和创新。 　　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是曹魏始创的选官制度。三国时期，建立于江左的东吴政权也曾仿效魏制，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依据史传，在孙权称帝前后的黄武（222－229年）至嘉禾年问（232－238年），东吴的中正组织已初步建立，并分为州、郡两级。其异于曹魏者，唯“州都”一职最初称为“大公平”，后来也改称大中正。据《三国志·吴书·潘濬传》注引《襄阳记》： 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濬子）秘过辞于温，问曰：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今果如其言，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温曰：无过于君也。”后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誉。按《吴书·潘濬传》，濬卒于赤乌二年（239年）。如果他在世时预言习温“当为州里议主”，即荆州大公平，那么，东吴设置大公平的时间必在赤乌以前，亦即在孙权嘉禾年间。此外，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记述其父葛悌仕吴曾任丹杨郡中正，及吴亡仕晋，又任扬州大中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吴九真太守谷朗碑》载谷朗于孙休永安年间（258－264年）任桂阳郡中正，及孙皓元兴至宝鼎年间（264－268年），又为荆州大中正。这表明东吴的中正制度确实是仿效魏制，且其制肇始于孙权，历孙亮、孙休、孙皓相沿不废，与东吴王朝相始终。［3］ 　　可是，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由于史籍对东吴九品中正制记载甚简，因而一些前辈学者在肯定东吴实行中正（公平）制度的同时，又提出“孙吴是否也分九品，不明”。［4］（P52）即对东吴是否采用九品论人之制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实事上，东吴在推行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必然要采取九品论人之制，其理由有三： 　　首先，曹魏创立的九品中正制，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由州郡中正铨叙人物，评定九品，并以此作为吏部选拔官吏的依据。《通典》卷一四《选举二》云：“延康元年，吏部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是以吏部不能审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铨第等级，凭之授受。”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将人物优劣区分为九品，既有别于两汉以来的察举征辟制度，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取士制度，最能体现出这一制度的独具特色和时代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讲，九品中正制的创立，固然是对两汉以来乡举里选旧制的继承与发展，但同时也是对传统选官制度的一大创革。东吴既然仿效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并在江南各地设置州郡中正，那么依理推论，东吴中正的职责自当一如魏制。否则，东吴如果仅仅设置州郡中正，而不职掌评定九品，差次人才，则不仅与其仿效魏制的初衷相悖，而且于情于理均难通释。因此，东吴在建立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必然会采取九品论人之法，并以此作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依据，应无疑义。 　　其次，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虽然史料不多，但也并非全然无征。如前引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说明大公平的职责就是主持乡里清议，区别州郡人物。又谷朗先后担任桂阳郡中正、荆州大中正，碑文称其“平衡清恪，彝伦攸叙”，也是称赞他能够公平地品评人物、选拔人才之意。另外，据《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中正”条云：“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这里既说曹魏中正的职责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其下复云“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可见东吴所置大公平及其州郡中正，其职责也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即与魏制相同。 其三，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还有一事可资证明。据《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注引《吴书》： 　　（治子）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孙）权爱异之，常待从游戏。少以父任为武卫校尉，领兵随从征伐，屡有功捷。本郡议者以才少处荣贵，未留意于乡党，才乃叹曰：“我初为将，谓跨马蹈敌，当身履锋，足以扬名，不知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于是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又学兵法，名声始闻于远近。 按朱治丹杨故鄣人，曾随从孙坚、孙策、孙权征讨刘繇，佐定东南，功勋卓著，黄武元年（222年）封毗陵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