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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汉唐史研究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 我与汉唐史研究 那时不能对人说，老先生贺昌群对我极为关心，他乐意帮我修改。1964年5月]4日给我写信说：“文稿已阅过，提了一些意见……得暇望来一谈，近来工作情况如何?甚念。”他非常细心地用铅笔将文稿作了不少批改，我是太感谢了。取回后，紧锁办公桌内。其后去农村“五七”干校，也未取出，连同三十九盒读书卡片都堆在办公室内。等到从干校返回北京，办公桌已不知去向，文稿自然不存。卡片盒被推出室外，资料也散亡过半。1972年9月27日，我去看望病危的贺先生，他仍谆谆教我不要灰心，说我年青，秦汉史有基础，丢了可以重写，还会写得更好。我满口承诺了。但我迄今并未兑现诺言，思念及此，很愧对九泉下的贺昌群先生。 　　1962年秋，历史所突然通知我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我只好从零开始，努力阅读隋唐史籍，忙于编写史稿。其间，我写了一篇唐史论文，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附信请他们转北大汪篯先生审稿。我并不认识汪先生，曾听唐先生说是位唐史专家，故特此提及。汪先生审稿后，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对拙作进行了全面评估，编辑部将审稿意见打印，分发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作为培养青年的指导性文件。汪先生还应我的请求，和我面谈一次，纵论今古。他指出我写作中存在的缺点，至今仍是指导我进行写作的行动准则，我很感谢怀念他。 　　长期令我困惑不解的是，我学习秦汉、魏晋史已有多年，领导没有让我参加“史稿”相关部分写作。我没有读过隋唐史籍，却分配我写隋唐史中的民族、对外关系及思想文化，同时还要求我收集唐代客户资料交编写组，并谈谈自己的意见；两件事我都照办了。并撰写了《唐代客户》一文在《历史论丛》第一集发表，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那时已是三十四岁了。后来，副所长熊德基先生告诉我，编写组有人反对刊发，是杨向奎先生坚持才得以发表的。 　　我调去搞隋唐史后，并未从此放弃秦汉、六朝史，不少正史外的古籍是在60年代继续看完并抄出卡片的。韩国磐先生相继出版《北朝经济试探》、《南朝经济试探》二本专著，有人分配我写书评，示意要批判书中所主张土地国有制是修正主义理论。我写了书评发表，正面肯定了《试探》的成绩，也谈了某些商榷性的观点，平等地和作者进行讨论。这么做，明显违背了布置者的意愿。还是60年代，外交部下达历史所要完成的资料，其中涉及魏晋南北朝部分也由我完成。70年代，分配我搞农民战争史资料，隋唐部分以外，我还独自完成魏晋南北朝农战史资料近六十万字（发表时，署二人名）。七八十年代，我先后审读秦汉史的论著八部，并分别写出了具体审读意见。 　　我在初治秦汉、六朝史时，对政治史颇感兴趣，后来注意到把古代兵部尚书当作当代国防部长的批判公开后，加以当时史学很注重政治大批判，我深感政治史研究太可怕，由是，治隋唐史时，有意将学习重点转向了经济史方面。 　　1962年，王曾瑜自北京大学分配来历史所。我俩同在一组，他借来大批宋代史籍阅读抄写，其勤奋程度令我吃惊。接触曰多，发现他的通史知识比我强，对《通鉴》非常熟悉。他在阅读宋代史籍时，曾顺便抄录过数条涉及宋以前的资料卡片给我。经查核，有的和旧史内容雷同，并无价值，但确有几条的内容未见于汉魏、隋唐史籍。由此诱发我对宋朝史籍的阅读兴趣。回想大学四年，宋史只听过三堂课，实在无知极了。这时，我从曾瑜手中借抄了邓广铭先生开列的现存宋人文集目录。随后，又复印了日本学者送他的《宋会要》目录。正是在他的吸引下，此后我所读宋代文献资料的字数肯定超过了我所读唐史资料的字数。并且在他的倡议和协助下，我们合作写了《北朝的九等户至宋朝的五等户》、《试论秦汉至两宋的农村雇佣劳动》、《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此篇还有郭松义先生参加）等文。 　　1972年秋，历史所全体工作人员自河南农村回京。军宣队宣布，凡是没有参加《中国史稿》写作的人，一律不许向图书馆借书，我只好假手参加史稿编写的何龄修先生借出《全唐诗》阅读。又通过唐耕耦先生借到日本国刊印的《唐六典》和《四时纂要》，二书在国内早无刊本，阅读完毕，并把两部书共计四十余万字全部完整地抄录，分别装订成书（当时尚无复印设备），以供自己使用。 　　1977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约，拟在三年内写出隋唐经济史。那时我满怀信心，准备完稿后，再集中几年时间，对秦汉、魏晋六朝史作些探索。1978年，心脏病、脑血管病一齐急性发作，几致亡身。自此苟延残喘，放慢工作进度，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唐五代赋役史草》、《唐代工商业》、《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以及近日刚刚写完的《隋唐时期农业》，都是原计划隋唐经济史的相关章节。另外，计划中原有重点章土地制度，80年代前期，曾写出了三国两晋部分为其前奏，后因故戛然而止，目前也不能再写。健康不佳，清楚地意识到已不可能完成原来企望所要完成的工作量，因此，我在每部书稿的写作中，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