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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君子”这个词语在论语中的情况非常类似于“仁”，孔子对它们都做了各种角度描述，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君子”或是否“仁”，都不是由旁人说的，而是有许多明确的标准。其中最根本的标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说到底，“君子”和“仁”都是一个自我体认的东西，都是一种为人的状态，是人的一种对于完善自身的追求。 “君子”与“仁”一样，都是一种人所要追求达到的状态，那么以成为一个“君子”为目标的人最担心的就应该是自己是否达到了这一点，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这是他毕生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里，“称”的含义不是“称扬”或者“称述”，而是“相称”的意思，但“相称”的不是什么“可名的成就”而是“君子”这个称呼。 一个以“君子”为目标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在死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到与“君子”这个称呼相称。 孔子不仅对家臣执国政，就是对大夫执国政也是反对的却又答应为一个叛乱家臣效力，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不是 孔子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之所以想应佛胖之召，是想借家臣（佛胖）的叛乱 而反对大夫专权，恢复“礼乐征伐自诸候出”，甚而至于达达“礼 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目的，并不是想和叛乱者同流合污。 对于子路的疑问，孔子以“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道理加以回答。真正的君子，是在 任何环境中都能坚守自己的节操的。这也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君子的要求。 “我难道是个苦葫芦吗？只能挂在那里面不 能供人食用！”这又一次表达了孔子积极入世，希望能够“行义以达其道”的思想。 因此这并不与孔子的主张相矛盾。 翟灏《四书考异》中说：“佛肸之畔（叛），畔赵简子也。简子挟晋侯以攻范、中行，佛肸为范、中行家邑宰，因简致伐，距（拒）之。于晋为畔，于范、中行犹为义也。”所以，不能说佛肸是邪恶之徒。 孔子想要前往，这只是孔子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了孔子对出仕的一种态度。但孔子同时也知道不顾成败而贸然前往，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造成无谓的牺牲，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孔子虽有前往佛肸那里的想法，却终究没有前往。 在天下无道的情况下，如果只顾清高自守，那么，天下如何能够重新回归道义？在天下混乱的情况下，如果对人的要求过高，那么，天下还有多少人可以依靠？所以，君子对于那些还有希望能够改变的人和事，不应该坐观旁视，而要有挽救之心，这也就是对天下的仁爱之心。刘宝楠《论语正义》中说：“盖圣人视斯人之徒，莫非吾与（我的同胞），而思有以治之，故于公山、佛肸，皆有欲往之意。且其时天下失政久矣，诸侯畔天子，大夫畔诸侯，少加长，下凌上，相沿成习，恬不为怪。若必欲弃之而不与易（改变），则滔滔皆是，天下安得复治？” 君子不应只是身在淤泥之中而不使自己变得污浊，而且他们还要尽心尽力去使污浊的现实变得清醇，使混乱的社会变得安宁，使周围的人更多地成为君子。 朱子《论语集注》中引张敬夫的话说：“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 孔子不愿见阳货 《孟子·滕文公篇》：“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赵翼《注》：“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 孔子认为阳货“陪臣执国命”。 孔子仕途受挫经历 第一次受挫，年轻气盛，眼里揉不得沙子，因不满季孙氏越礼（“八佾舞于庭”）而愤然出走。 第二次受挫，在齐国为官，被齐国大夫误认为是鲁国间谍被迫逃离。 第三次受挫，孔子在齐国受挫回国后，从政之心有所收敛，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做学问上。公元前504年，孔子48岁，鲁国大夫季氏家臣阳货劝孔子出来做官。因当时鲁国政权把持在季氏手中，季氏又受制于家臣阳货。孔子觉得“陪臣执国命”有悖天道，就没有明确表态。又过了两年，公山不狃以费叛乱后，派人请孔子出山。孔子考虑自己“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做官心切，应召叛臣，就想应了这门差事，欲仿周文王和周武王之作为。但其弟子子路对孔子应召叛乱之臣的做法很不理解，几番阻拦，孔子只好放弃。 …… 第八次受挫，孔子离开卫国，晋国的中牟邑宰佛肸想叫孔子去做官，孔子“饥不择食”，想去，但遭到子路的极力反对，最后没有去成。 …… 《钱江晚报》 2007年 5月23日?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1、公山弗扰：人名，又称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的家臣。 2、以：凭借。 畔：通“叛”。 说：通“悦”。 3、末之也已：末，无。之，到、往。 4、公山氏之之：宾语前置句，“之公山氏之”。 5、夫：代词，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