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监管面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时的取舍之道】..docVIP

【中国监管面临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时的取舍之道】 　　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台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一直致力于金融监管改革，《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通过，开启了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新篇章，也掀起了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大幕。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G20峰会金融监管合作方案等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接踵而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出来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监管改革中，进行了全方位的管控。 　　未来各国的金融监管改革都会朝着监管体系上的“统一监管”、监管理念上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上的“逆周期”操作等方向发展。中国在这一场全球性的监管改革中，应该智慧地进行取舍。 　　金融监管改革在行动 　　7月1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终于以60比39票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最全面、最严厉、政府介入最深的金融改革法案。该法案内容涉及高管薪酬、风险交易、衍生品、消费信贷规则等。 　　与此同时，代表国际银行业监管规则的巴塞尔协议3.0改革也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进,自2008年2月至今巴塞尔委员会已发布了38个文件(包括咨询稿)，内容主要涉及资本金的重新规定和计算、流动性风险新监管标准、新资本框架完善建议、市场风险和交易账户的修订等方方面面。 　　欧盟方面，2009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主要着眼强化欧盟的微观金融监管和监管协调机制，加强“一体化”的统一监管架构。 　　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业的监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新兴市场，都需要在金融监管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6月27日刚刚落幕的加拿大G20峰会，一系列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方案被达成，全球金融业监管改革大幕拉开。 　　为了将金融监管改革推向纵深，美国成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欧盟则建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ESRB)作为宏观监管部门，控制系统性风险。 　　目前欧美各国在推进金融监管改革上主要致力于构建更加稳健的薪酬体系，使薪酬结构与风险管理更加统一，防范金融机构过度的冒险行为；建立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标准，防范跨境资本利用跨国、跨区域的监管差异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建立破产隔离机制，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问题。 　　大而不倒是欧美国家监管金融机构遇到最棘手的问题，为了推行破产隔离机制，目前欧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限制金融机构的规模，预先征收“破产清算基金”，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和风险集中度要求等来解决系统性重要机构的大而不倒问题。 　　在新一轮的全球监管改革浪潮中，对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共识包括：在监管机制上由“固定”走向“动态”，要求资本充足率、抵押率等都将随经济周期的变动而变动，在监管工具上对系统性重要机构将征收特别税费、要求更高资本、建立破产保险基金等。 　　全方位控制金融风险 　　2008年的危机表明，资本的期限结构和资本的质量同等重要，巴塞尔协议3.0的最重大变化体现在首次提出了短期和长期两个层次的流动性监管指标以度量资本期限结构错配所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其中第一个指标主要度量在短期压力下单个银行应对流动性中断的能力，即流动性覆盖率(LCR)。第二个指标则主要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业务发展，即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 　　在资本的质量方面，巴塞尔协议3.0主要对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进行了重新定义，取消三级资本，使市场风险所需资本应与信用风险同等对待，力图资本结构尽可能的简单，更审慎、透明地反映银行实际清偿能力。 　　由于金融衍生品的隐含杠杆率无法准确度量，使得金融机构存在过高的杠杆率，这加剧了“去杠杆化”过程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并且基于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存在着巨大的模型风险。在新资本协议Ⅱ中，对风险参数和加权风险资产公式进行校准、建立缓冲资本、前瞻性的动态损失准备制度和控制信贷的过度增长来克服顺周期性效应。 　　事实上，现有的VaR值(10天、99%置信区间)无法充分反映金融市场处于压力条件下的市场风险；忽略了交易账户流动性差异，无法计量较长时期内金融工具单日大幅损失和累积的价格变化；资本公式以单因子模型为基础，忽略了行业集中度、区域集中度以及采用类似抵押品导致的间接集中度风险；CDS使市场和信用的交叉风险增加。 　　另外，巴塞尔协议3.0对风险的准确计量进行大量修订，主要包括压力测试方法的修订、提高证券化产品的资本要求、化解交易对手因压力形势和市值计价损失造成其尽管没有违约却资本紧张的风险，要求大部分衍生品在中央清算所进行交易，降低交易对手违约风险。 　　在美国的改革法案中，对冲基金、评级机构被纳入监管范围，银行业投资于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的规模将受到限制，即投资于这两种基金和募股权的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在信用评级的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