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自序.docVIP

《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自序 杨利川 历史因时间的积淀而有价值，如果它是真实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融在社会的历史背景中。我就曾有狂热的六十年代，迷茫的七十年代，思考的八十年代，下海的九十年代，“超体制”的千禧年代…… 历史的美妙在于其创建时的不确定性。经过时间的考验后，才清晰地看到人的理念、良知、智慧、得失……惟其如此，回忆才是有趣的，发人深思的。 回首当年，我们会为实践证明的错误而反思，为已经暴露的虚伪而羞耻，为一时的软弱而汗颜，也为真诚的积极追寻和正确选择而欣慰。 重新翻看过去的记录，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校正向前的足迹。我的这本文集，也可以展示一代人的思想轨迹，从而听到社会进步的脚步声。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痛定思痛、催人思考、思想启蒙的时代。它在其后中国数十年发展历程中的作用，至今不可低估。当然，正如二十年代的救亡运动中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九十年代的经济大潮也中断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 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七七级学习时，“文革”刚刚结束，国门渐渐打开。面对百孔千疮的中国，我不由得问：政治动乱由何而起？思想专制根源何在？中国为什么有那样的过去，又会有怎样的未来？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逻辑是什么？我们与西方有什么不同，又将如何融入世界？ 在怀疑与思考中，我对“东方社会”的过去和未来产生了浓厚兴趣。 由于这些思考，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的题目，初稿有四万字。毕业后不久，我将整理后的文稿投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但由于学界争论的原因，取消了发稿计划，改发在《未定稿》1982年12月第40期。 之后，我又经过进一步研究，大约在1983年——1985年写成本书所呈现的文稿。1985年底，我去了辉县县委任职，以后又进入企业界，文稿随之搁置，看起来，“学者”生涯似乎结束了。 在撰写《地理环境与世界历史》的前后，我同时也对相关课题作了一些研究，诸如东方国家体制的形成、民主制度的历史渊源、信息时代中我们的选择、现代化进程中的观念变革，等等。这些论文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压在抽屉里，也选出几篇收入本书中。 关于研究这些课题的思想初衷和历史背景，在《致友人书信》中多次表露。我想说的是，我做这些研究并不仅仅（甚至主要的不是）出于学术的兴趣，而更多地是对社会的关注，对人生的思考，对开放与改革的向往。 萌发编书的想法，首先不是为了纪念，而是觉得这些当年的课题还不断被人问起，有待进一步回答。甚至，经过几十年后，特别是经历了改革的发展和困境，就更觉得当年的研究是如此必要。 这次选编，除了个别技术性的修订外，基本保持了原貌，不论是发表过的，还是手稿。当年的论点和论据，错误和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如前所说，真实才有意义。 本书中涉及的课题和立论主要有： ——以往教科书中的“社会发展史”五段论不能解释东西方社会的差别，“亚细亚生产方式”才是古代东方社会的主要特征； ——自然界通过人类劳动实践进入历史，成为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在农业社会（土地所有制）时期担当着主要生产资料的角色，因此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地理环境在人类农业社会时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古老的民族界限，世界历史是多线式发展的； ——氏族社会后期，阶级的形成有两条道路，在西方主要是奴隶制，在东方主要是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或曰公权力的异化； ——封建制度的形成与氏族遗风和游牧方式有关，其定型是由于地理环境在“质的方面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在西方，形成以庄园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制； ——在中国，由于农业时代所依赖的地理环境“量的优越和质的单一”，自秦汉以来，是单一小农基础上的国家集权和地主经济。小农基础与国家集权形成社会稳定结构的主干，而地主经济则是波动因素，永远无法形成合法的财富积累和稳定增长，从而也未能形成独立的阶级； ——或者主动，或者被动，东方社会只有融入“世界历史”才能走出停滞的历史，而工业社会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此提供了契机； ——根据辩证的历史哲学，融合全部丰富的历史成果的同一化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包括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体制、文化理念； ——在“世界历史”的时代，机会对于各个民族都是均等的，东方社会有可能超越发展，关键在于主动权的把握； ——在现代化进程中，观念的现代化，人的主动选择，日益成为最重要的元素。 ………… 其实，承认地理环境曾经有过的决定作用，就是为了跳出地理环境的束缚，特别是在思想和心理上跳出那个古老的民族界限。历史的宿命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理性选择的时代。 无论是当年的研究成果，还是三十年的社会实践，都证明了：改革开放，其中开放是契机，是动力之源，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一句话，开放引导改革，改革推动进步。这就是我研究东方社会与世界历史课题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