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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里社一望中 在行唐，但凡说起老早的原藉，大都会和河北许多地方的人一样，认为是由山西洪洞“老鸹窝”迁来，甚至可以举出小脚趾边还有一个极小的歧趾为证，说是凡“老鸹窝”的后人，都有这一肢体特征。 这一传统说法已被许多史学家和民俗学家找出了历史依据，其起因皆源于六百年前那次由陕晋向冀豫的规模浩大的移民运动。元朝末年，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农民起义，各支起义队伍不仅要和元朝统治者的部队作战，他们之间也互争地盘，以致全国性战乱延续多年，百姓流离失所，生活难以为继，人口大大减少。河北一带做为元朝都城的近畿之地，遭受兵燹天灾尤为严重，许多地方饿殍满路，哀鸿遍野，再加上瘟疫流行，百姓死亡无数，有时整个村庄死的死、逃的逃，空无一人。后来，朱元璋一统天下，消灭了元朝和各路义军，建立了大明基业，定都南京。我想，朱元璋之所以选择南京为都城，不光是因为那一带曾是其起义时的活动中心，可能也与北方的凋蔽荒凉有一定关系。 明朝建立之初，应该说百姓还是过了一段安定日子的，但可惜好景不长，朱元璋的后人为争皇位骨肉相残，封为燕王雄踞北京的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怪他老爸去世时没有把天下交给他而交给了他大哥的儿子、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建文帝朱允炆，找了个借口便举兵南下，叔侄俩又为争江山打了几年仗，小皇帝不是对手，兵败之后不知下落，朱棣终于登上皇位。这朱棣虽有夺位劣迹，但毕竟是个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看出大明江山的主要威胁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定都南方，在温柔富贵乡中人的志气会消磨殆尽，偏安一隅，统治定不久长，况北方又是他原来的分封治理之地，于是便果断迁都北平亦即现在的北京，并着手大兴土木，筑城建殿，扩修长城，一座气压千古的帝都拔地而起。遗憾的是，由于征战连年，时疫频发，围北京一带人烟稀少，田园荒芜，与豪华雄伟的都城反差太大，于是定年号为“永乐”的朱棣感到还不能“永乐”，便果断决策，实施了大概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移民活动。 移民活动的重点是由山西、陕西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迁移人口。当时，由于山西、陕西一带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危害较轻，人口增长较快，生产力也得到一定发展。河北做为畿辅之地，自然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当时，关中平原和晋南一带的移民是沿汾河一线成批北上的，明政府在其必经之路的山西洪洞县设立了接待总站，所有移民均在此领取生活补贴和各种文书证件，然后按照要求分赴各自的迁入地点。所以，洪洞县城实际就是当时的一个总中转站，北迁、东迁百姓均需在此暂住。据说，当时的接待站就设在洪洞县城一棵巨大的古槐树下，人们在此办理登记手续，对此树有极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原藉在哪里可能淡忘，但对作为此次移民标志物的大槐树的印象却久久不泯，于是，许多地方都流行一句古时传下的俗语：“要问家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一俗语，也造成了行唐大多数村庄定为“始建于明初”、不少姓氏的家谱只上溯到明早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其实，在行唐，有一部分村庄肯定是明初大移民时建立，有一部分姓氏肯定是明初大移民时迁来，但这决不是行唐村名和姓氏的全部由来，行唐很多村庄和村民，其建立和生活的年代是远远早于那次移民的。 然而，不管怎么说，那次大移民还是成就了后来行唐版图上的三百多个村庄的。行唐地名中，许多村庄把定名归于那次移民，其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有缘由、有道理的。 那么，行唐这三百多个村庄的名字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二十多年前，我县曾收集并编印出版过一本《地名志》，该书除介绍了全县和各个公社、各个大队的基本情况外，还对各村的村名由来进行了挖掘，其中有的来自史志记载，有的来自祖辈相传，有的来自民间故事，但也有一部分则是搜集者想当然的编造。比如我村的名字由来，就是当时的大队会计和几个有些文化的人从字面意义推断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三百多个村名多少年来一直这样沿袭着，尽管有不少已符号化，但当初起名时肯定是有点什么依据的。一个个村名背后，都隐含着一定的历史信息。查阅了一些资料后，我发现，行唐村名的形成、延续或改变，其实有相当复杂的因素，这里不妨略作分析。 行唐村名中，数量最大的是以姓氏命名的。粗略计算，这样的村名达一百二十一个，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计有：龙州镇的韩家庄、齐村、解家庄、柴家庄、石段庄、程段庄、杨段庄、李七里峰、高七里峰、王七里峰、刘七里峰、赵七里峰；只里乡的王营、霍村、连家庄、习村、习村庄、秦村、习家庄；独羊岗乡的贾庄、郑家庄；南桥镇的东杨庄、西杨庄、安里；安香乡的米霍口、张霍口、胡家庄、磁河庄（过去叫邢家庄）；市同乡的麻家庄、白市同、左市同、王市同、李市同、仝市同、高家庄；玉亭乡的范家佐、封家佐、侯阳关、赵阳关、大王阳关、小王阳关、李阳关、马阳关、闫阳关、周阳关、苑阳关、顾阳关；上方乡的李家庄、素家佐；上碑镇的杨村、刘磁沟、陈磁沟、董磁沟、刘家庄；翟营乡的南翟营、北翟营、南郄凹、北郄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