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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汉社交称谓语差异的文化透析 　　摘 要： 社交称谓语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言语礼节范畴，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现象。社交称呼语体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变革，是语言微型的交际系统，系统的差异与两国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密不可分。本文就中俄社交称谓语，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对比和分析研究，有助于人们克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关键词： 中俄差异 社交称谓语 文化透析 　　2013年对中俄两国来说，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年度。中俄两国签署了数十份协议、备忘录和意向书，这些签署文件表明两国之间的互信水平不断提高，未来各领域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巩固。同时，2013年是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在此框架下两国举办了约200场活动，特别是“百名俄媒体记者访华”及“百名俄旅行商访华”活动，都对中国旅游资源起到了极为有效的推广宣传作用。 　　随着俄罗斯游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两国人民面对面的交往机会日益增多，见面交往如何打招呼成了一大难题，这之间的差异着实让人困惑。本文就中俄社交称谓语进行对比，分析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称谓语差异形成的原因，有助于人们克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 　　一、俄汉社交称谓语的对比 　　1.姓名称谓语对比 　　汉语有关姓名的称谓灵活多变，可称呼“姓+名”、“名”、“姓/名/姓名+称谓词”，还可称呼“老+姓”或“姓+老”。如人们可称“王晓红”为“王晓红”、“晓红”、“王女士”、“晓红女士”、“王晓红女士”、“小/老王”。称谓不同，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俄罗斯人的名字由三部分组成：名+父称+姓。俄语姓名的称谓由于年龄、身份、场合不同而各异。孩子之间用小名，学校的学生之间用“大名”或用“姓”，学生对老师用“名加姓”，同事之间一般用“名+父称”，关系密切可直呼其名，但不用小名+姓。 　　2.职衔称谓语对比 　　汉语中一般能够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等社会地位的象征词都可用于称谓。职业称谓如老师、律师、医生等；职务称谓如厂长、部长等；职称称谓如工程师、教授等；头衔称谓如将军、博士等，林林总总，几乎无所不包。除单用外，还常与姓名连用（姓/名/姓名 +职衔），以示认可或尊敬。绝大多数社会中人都有自己相对的定位和特定的职衔称谓。 　　俄语中职务称谓一般是职务、头衔加姓或职务、头衔加名加父名。如总工伊万诺夫，会计师蒲诺娃。俄语中的正副分得很清楚，如经理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副厂长瓦西里耶夫。同事之间直接称呼姓，一般社会交往中“名+父称”是比较常用的表示礼貌和尊重的一种称呼[1]。 　　3.泛称称谓语对比 　　汉语中的通称有：先生、女士、小姐、朋友、兄弟、姐妹等。根据性别和年龄，以及两者关系加以区分。俄语在前苏联时期称同志居多，男女通用，也可称男公民、女公民。前苏联解体后，人们越来越多倾向于称先生和女士，如伊万诺夫先生、谢尔盖耶娃女士。在俄罗斯，对女性最常用的称呼为姑娘，有趣的是，对象不只限于未婚女性，还可以指已婚妇女，甚至年长的女人也很受用，即对年龄没有特别的限制。 　　汉语和俄语都有零称呼语。如汉语的“喂，嗨”等，俄语的“阿寥”等。在中国，零称呼语须谨慎使用，这是因为，在大多情况下，零称呼被认为是不礼貌的，特别是晚辈对长辈。然而在俄罗斯，交谈中无论发话人和受话人之间是什么关系，零称呼语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某种程度上，零称呼反倒体现出两人的几分亲密和亲近。 　　二、透析俄汉社交称谓语差异形成的文化因素 　　社交称谓语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言语礼节范畴，是一种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现象。社交称谓语实际上是本民族的语言现象和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外在表现，留下了很深的文化烙印。所以，了解两国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显得尤为重要[2]。 　　1.宗法观念与法制思想的不同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时代，整个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由血缘、婚姻纽带关系维系成的宗法性结构，不可避免地，中国已成为一个宗法观念极强的民族。汉语中亲属称谓语使用的泛化现象，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人员，反映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利用亲属称谓拉近彼此关系 、表现亲密的心理。以积极的态度把家庭本位向外推衍，以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人员。这种称渭可使交际双方有亲近感，从而缩短双方的距离，增强交际效果。 　　俄罗斯也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存在过农奴制和封建宗法关系，但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俄罗斯法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入人心。受这种法制思想的影响，俄语中的社交称谓语相对简单，人们对家族的标志“姓”没有很深的概念，但对名字和父名很重视。但俄语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远没有汉语普遍，在各种社交场合，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非亲属成员很少用亲属称谓互相称呼对方。 　　2.等级制度与宗教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