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docVIP

宋代两浙路的市镇与农村市场 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农村初级市场的形成 宋代的市镇总体上可分为草市和镇两种。其中，草市多为小规模的乡村集市和商业点，承担着农村初级市场的功能；镇是规模相对较大的经济中心地，起着农村中心市场的作用。 草市在宋代以前就已出现。在两浙地区，早在六朝时期，就兴起了不少草市，如吴兴郡（治今湖州）的陆市（又称新市）[1]、会稽郡（治今绍兴）的临浦市[2]等。但直到宋初，草市的数量仍相当有限，且大多只是相邻村落之间互通有无的一种交易场所。从北宋中期起，随着两浙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业活动由城市深入到乡村，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规模和流通范围不断扩大。如太湖流域的苏、湖、秀、常等州，是全国最著名的粮食产地和输出地之一，民间广泛流传有“苏湖熟，天下足”[3]、“苏常熟，天下足”[4]之类的谚语；婺州的纺织业十分发达，“号称衣被天下”；[5]位于浙西山区的睦州（严州），“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江浙”，[6]是重要的山货输出地。这种活跃的商品生产和流通，给两浙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带来很大的冲击，广大农民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市场活动之中。在此基础上，各种草市大量涌现。据毕仲衍《中书备对》记载，到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两浙路共有坊场河渡1238处，[7]其中相当部分即属于草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征榷考》云：“坊场，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假设在两浙路的坊场河渡中，一半为河渡，且一地数坊场（即一处草市同时设有酒坊和税务）的重复率为1/3，则草市的数量仍达200多个。宋室南渡后，两浙路的草市数量又有大幅度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目前尚有史可考的就有500多处，[8](p450-477)实际数量肯定还要多。即便以500处计算，其分布密度就已经相当高了。从地域密度看，两浙路约122622平方公里，[9]平均245平方公里即有1处；从人口密度看，南宋时期两浙路户口的最高记录是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的2898782户，[10]（卷83玉牒初草）平均近5800户即有1处。特别是在浙西太湖平原和浙东沿海地带，分布尤为密集。如到南宋中期，太湖周边的平江（苏州）、嘉兴（秀州）、湖州等地，共有草市200多处。 与此同时，草市的形态也发生显著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第一，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功能日益增强。早在北宋中期，两浙路草市的商业就已相当活跃。以前文提到的熙宁九年坊场河渡的情况为例，虽然两浙路的坊场数量在全国23路中居第12位，但年税收总额却仅次于成都符路而高居第2位，可见其个体商业发展水平较其他地区要高得多。特别是那些兴起于大中城市周围和农村交通线上的草市，商业尤为发达。如熙宁十年（1077年），杭州的龙山市、柏坎市，越州的龙山市，常州的岑村市，秀州的金山市、广阳市，温州的路桥市等，年商税额都在1000贯以上，几与一般县城相当；苏州的昆山市和杭州的浙江市更是分别高达7448贯和26446贯，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11]（16之7至9）到南宋时期，两浙各地的草市商业更是空前兴盛，不仅像浙江、龙山之类的城郊草市，“商贾骈集，物货辐萃”，“车驰毂击，无间昼夜”，[12]（卷21桥道，引冯楫中兴永安桥记）而且那些远离都市乃至地处山区的草市也十分活跃。如绍兴府城西北50里的禹会桥市，“桥边多酒楼”；[13]（卷77舟中醉题）台州天台县山区的折山市，“折山山下簇人烟，一似吴儿笑语喧”。[14]第二，市场活动突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对外联系不断增强。北宋时，两浙路不少草市的对外商贸往来就已相当活跃，如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严州淳安县云程市，“其水陆达杭、越、衢、建，凡舟车日夜之所奔走”。[15]迨至南宋，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如平江府的许多草市与浙东、闽、广等地都有密切的商贸关系。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有臣僚上奏说：“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南擅澉浦、华亭、青龙、江湾牙客之利，北兼顾迳、双浜、王家桥、南大场、三槎浦、沙泾、掘浦、肖迳、新塘、薛港、陶港沿海之税，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11]（18之29）这里所说的黄姚、江湾、顾迳等草市，即分属于平江府嘉定、常熟、昆山等县。第三，专业性市场的大量出现。如南宋时期，绍兴府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是著名的杨梅和茨实市场，诗人陆游曾以“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13]（卷44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等诗句来赞叹这两个草市的兴盛；秀州华亭县的下砂市、海盐县的鲍郎市、明州鄞县的大嵩市等则是著名的盐业草市，年产盐量均在万石以上；嘉兴府（秀州）崇德县的濮院市（又名永乐市），是颇具规模的纺织业草市，“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16] 随着草市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到南宋中期，在两浙路的不少地区逐渐形成了密集的农村集市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