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doc

乙编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研究 在本编中，我们不可能全面讨论中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只是着重讨论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阶段的探讨问题，以及中西历史文化比较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从多方面涉及到怎样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研究中国历史，也是在我国学术界和思想文化界探讨了七、八十年以上的“老大难”问题。 第六章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唯物史观确认社会历史存在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而这个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总要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表现为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性。历史研究如果不能揭示出这样的阶段性，就揭示不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时，首先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中国历史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分期问题，也就是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演进阶段、性质及其时代划分问题。 郭沫若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史的开拓者。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由联共变为反共，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发动了文化围剿。蒋介石宣称，要把共产党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口号“全数铲除”。一时间，宣称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论调,甚嚣尘上。国民党当局悬赏通缉郭沫若，致使他不得不寄居日本。面对这样的形势，郭沫若本着“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的目的，从1928年开始，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史。他通过对卜辞、金文和《易》、《诗》、《书》等古籍的考证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曾经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阶段的认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於1930年1月出版。面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郭沫若在该书《自序》中旗帜鲜明地申明:“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 该书《导论》篇专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按他当时的认识，做了以下的阶段划分：“西周以前 原始公社制”；“西周时代 奴隶制”；“春秋以后 封建制”；“最近百年 资本制”。该书出版后，很快风行海内。书中提出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更是成了当时正在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论争焦点。 在社会史大论战中，一些为国民党辩护的思想文化界人士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论说中国并未经过奴隶制阶段，而封建制早在战国时代就“崩坏”了，被什麽“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了……等等。在论战过程中，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成长起来。他们一面回答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者的歪曲和攻击，一面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对中国历史做独立研究，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分期见解。在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也互相展开了争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个领域的研究和争辩继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吕振羽于1934年发表《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认为中国社会在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西周与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后改为“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后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接着他又发表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等专著，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见解。翦伯赞在论战中先后发表《殷代奴隶社会研究之批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之清算》、《关于“封建主义破灭论”之批判》等文；1938年发表了《历史哲学教程》。在分期问题上，翦伯赞的见解与吕振羽大体相似，不同意郭沫若把“亚细亚生产方法”理解为原始社会，也不同意郭沫若把殷代划为原始社会、把鸦片战争以后划为“资本制”社会，认为郭沫若那样划分是陷入了“公式主义泥沼”。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法”指的是一种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相当于中国的殷代社会。邓拓在论战中写出了《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等文。他也认为殷商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吴泽在论战中先后发表《殷代经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势发展之鸟瞰》等文。他认为夏代已是“雏形的种族奴隶制经济组织”，殷代更无疑是奴隶制社会。郭沫若于1942年发表《殷周奴隶制度考》，改变了他原来对殷代社会的看法，认为殷代已是奴隶制社会；1945年发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论著，进一步论证殷周为奴隶制，并把春秋战国视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秦末农民大起义为过渡完成标志。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认为盘庚迁殷以后是奴隶制社会，西周开始为封建社会。侯外庐在《社会史论导言》（1939年）、《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中国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