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docVIP

论由传统政治观念向近代政治观念的转变 我所说的“传统”是同“近代”相对而言的。“近代”又包含着通常所说的“现代”。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同样，传统政治观念也正在向近代政治观念转变过程中。这中间问题很多，本文只提出几点，略加讨论。 一、传统政治观念的“三重奏” 传统政治观念分而言之，可以条列许多。我认为王权至上观念、臣民观念和圣人崇拜可谓交融一体的“三重奏”。这三者互需、互补，如鼎之三足，缺一则覆。 王权至上观念和臣民观念相反相成，共同维系着社会秩序和政治结构。 《诗经·北山》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可谓王权至上观念的最早、最准确的概括。秦始皇君临天下之后立即宣布：“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君主对天下的土地与人民究竟能控制或支配到什么程度，可另行讨论，但这种观念占有或许比事实更重要，更有意义。当人们一旦普遍接受了这种观念，臣民就不仅仅是被迫的，而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奴仆。奴仆观念可以条列成十上百条，要之有如下几点： 其一，甘为臣仆与狗马的心态与观念。 先哲们有很多君臣相需之论，也有以道事君，道高于君的哲理之论。但这都不影响常态情况下君臣之间的主仆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换一角度则为：“为人臣者，仰生于上也。”君主是天下人的衣食父母，君主把恩泽、阳光、雨露洒给天下，惠及牛马。既然一切都是由君主赐予的，甘心做臣仆与狗马也就是合乎逻辑的，于是“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是为臣的准则。 正是在上述观念下，君主把臣视为工具，有用则使，无用则弃。汉武帝对这一点有明白的表述：“何世无才，患人主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与君主的这种观念相应，臣则视自己为君主的狗马。汲黯是历史上敢于庭折面争的名臣，他曾当众揭露过汉武帝的心秘，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位诤臣却又把自己视为君主的“狗马”。 仰食于君、为君之工具与狗马，是当时士民的普遍心态，也成为人们的行为界标。 其二，向帝王求是非，求合理性的心态。 认识上的是非与合理问题，历来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许多先哲曾提出是非之准在“实”，在“参验”，用今天的语言，即实际、实践。这些认识无疑是非常光辉的。但是随着大一统帝国的出现，特别是实行独尊儒术之后，认识上的是非与合理性虽然在思想界仍然是不断讨论的问题之一，但同时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即向君主求是非，求合理性。李斯向秦始皇建议焚书，禁百家之时，建议秦始皇“别黑白而定一尊”，“以吏为师”，取缔私学，特别是儒学。李斯提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政治范围，而是要整个社会思想一统化。由谁一统呢?这就是皇帝。“以吏为师”最后归结为以帝为师。董仲舒建议独尊儒术时，他的立论几乎与李斯同出一辙，“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上亡以持一统。” 儒学原来是诸子之学，独尊儒术之后变成政治的组成部分，特别是经学则是由皇帝钦定的。这样一来，经学的最高解释权与核定是非权自然也就归皇帝。这样便造成了一种社会的普遍心理，即从皇帝那里寻求是非、寻求认识合理性。像韩愈这样的大家都这样说：“得备学生，读六艺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识，皆由上恩。”柳宗元也如是说：“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这种唯书、唯上心态不仅令人肉麻，更须令人反思的是，这样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皇帝给的。奴性之毒，深入骨髓! 其三，对帝王的期待心态。 帝王是治乱之原，因此社会上形成一种对帝王的期盼心态。寄希望于好皇帝以及相应的清官，几乎成为们唯一的选择。 其四，君主面前的错感与罪感意识。 臣下给皇帝上疏，大抵均有套话铺前垫后，诸如“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兢惶无措”、“昧死以言”、“愚臣”、“愚见”、“惟圣裁鉴”、“臣不胜倦倦之至”、“臣罪当死”、“彷徨阙庭，伏待斧”等等。这些不仅仅是礼节性的套话和无所谓的形式主义，在这些套话背后隐藏着深层政治文化，这就是臣下的错误感和罪感。 君主是圣明的，无所不知，明察秋毫，君是心，臣是股肱；君是首，臣是四肢。按照这个逻辑，臣下的职能就是听令。于是有臣者“奉命而行事”、“下顺于上”之论。臣作为君主的“手脚”本不应说话，但又不能不说或不得不说。所说的一旦不合君主之意，就难免招罪。翻开历史，可以看到言罪比比皆是。臣下为了防御自保，于是在同君主奏对中，便以自卑自谦反衬君主的圣明，并给君主留下更多的选择余地。久而久之，臣下在君主面前便形成了一种不待论证的、自然而然的错感和罪感意识，即使遭冤杀，也要颂皇恩浩荡，称臣罪当死。 臣下在君主面前的错感与罪感意识，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它对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