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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者的归来 　　清理清理中国文学家的阶级成分，会发现，其中充满了政治失意分子。或者是流配的罪犯，或者是罢官的退休者、辞官的隐居者，或者是从政根本就不遂者，或者是亡国之君，或者是下层社会的漂泊者。其中，流放者是比较集中的一支，屈原、柳宗元、刘禹锡、苏东坡，等等，都是在此一编的。苏东坡是著名的流放者，创造了不少纪录：他是宋代第一个被流放到大庾岭以南的配犯，更不用说最后远至海南岛的遥迢了；他是宋代第一桩文字狱的受害者，作为“乌台诗案”的主犯，是因诗中触犯“新法”而被囚禁和流放的。 　　苏轼总结自己的一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两度发配三地流徙的流放生涯，前后加起来有近十年之久。苏轼一直是一个以达观超脱著称的人物，但这么长久的流放无疑仍在他的思想和文学中刻下了许多永远的印记。流放时期的作品，大多可列入苏轼最优秀的作品之列。《东坡海外集》收录了苏轼在广东（惠州）和海南（儋州）两地的流放之作，其诗达到了圆熟的境地，其精神最为温暖平和，一百二十四首唱和陶潜的诗可以列为代表。湖北黄州时期，诞生了最著名的词《浪淘沙?大江东去》，最著名的小品《记承天寺夜游》，最著名的抒情短赋《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苏轼陪客两游赤壁，前后不过三个月，有“前赋”有“后赋”，同题之下并为名篇，其中确是各有千秋。前赋写初秋之境，“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写晚秋之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前赋之游，以咏诗吹箫为内容；后赋之游，以登山为始，以放舟为终。前赋以议论为文中主体，后赋以画景为主体。后赋画景，写苏轼独自登山长啸，感觉“悄然而悲”“肃然而悲”，三人同舟，感觉江流的寂寥，思情都在景物中。前赋议论则意气风发。客人怅然于天地不变，长江无穷，人生短暂。东坡虽在流放中却能从大处看世界，说：以变化看世界，天地万物每一瞬间都不同；以不变看世界，明月还是那明月，江流还是那江流。万物各自有主，唯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我们可以共享，而且，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这种恢弘的人生感想最能感动人。以个人偏好论，我宁取前赋为上选。两篇都有感伤情调，后赋的感伤只能以孤鹤入梦的缥缈来冲淡，前赋的感伤则为放达的思想所化解，一变为真心欢笑。“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籍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样的结尾何等天然和绝妙，写出了人在山水中的恣肆和放松，写出了山水本色和人的本色。《记承天寺夜游》虽短，也是同样姿色。先记年月日，欲睡见月，起身到承天寺找朋友散步。正文不过三十余字：“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就此打住，真正应了东坡对自我的总结，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如是而已。苏文，尤其是他的小品，那些题跋、札记、尺牍，都是这样简约从容，颇类《世说新语》的文风。看起来都是片断，没有天头地尾的端正，却是天然的完整。这部分的苏东坡之文，影响了其后明代的公安、竟陵两派，影响了张岱、袁枚、郑板桥。袁宏道说：“东坡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这是深知东坡者的说法，小文的好处，就在辞达而已。 　　辞达，在孔子那里是一个基本的文学标准，在苏轼这里则是最高准则。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辞达，不是简陋，干巴巴，有可达之意，自然有能达之辞（表述清晰的文章）。文采之类，都在你要表述的意思里，用不着额外用力。苏轼本人有这份自信，也确有实绩摆在那里。 　　…… 　　东坡又是词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东坡把花间派词人和柳永都变成跟班走卒了。这赞语难免高亢一些，不过，词到了东坡手里确是面目一新。首先是题材的拓展，东坡是无事不可以入诗，无事不可以入文，同样无事不可以入词，无论山水田园、怀古感今、咏物纪事，尽挪入词中畅达之，绝不拘束在男女情离别苦的传统题目里。其次还是境界和气象的开阔。这还是手眼问题。是胸有朝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是思想的追光，光芒所及，精神毕现。 　　…… 　　东坡一生起伏跌宕之大，是有理由无比愁苦痛不欲生的，但他却能够“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流放黄州，在最具代表性的《念奴娇》中也保持了“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的洒脱。困居海南之岛，他也有“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的放达。 　　东坡，不仅在文学表现中，而且在身体力行中，打通了儒、释、道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