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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处境与古代资源 （2007年8月1日香山卧佛寺“孔子与当代中国”会议发言） 吴飞 现代中国是否还需要儒家，以及儒家在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种种争论，都可以还原为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关系？当前对于儒家的各种不同态度，都来自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又取决于对中国的现代性处境和儒家传统两方面的理解。本文即试图通过阐释现代性处境的普遍状况及其在中国的特殊面貌，检讨已有的关于当代中国儒学的种种意见，尝试提出儒家文明体系对于中国乃至更普遍的现代性处境可能的应对方式。 一 现代性问题与古今之争 自从十九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全面接触西方以来，如何理解和进入现代就成为中国思想中最关键的问题，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呈现出各种面貌；而如何安置传统文化，也就取决于如何理解现代性。五四时期对儒家的全盘否定，是基于对现代性的这样一个理解：只有与古代文化彻底划清界限，才能真正实现现代的科学民主精神。随着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进入中国，也随着国内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不断深入，这样一种以现代彻底否定传统的态度已经逐渐被扬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明体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在西方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古今之争一直是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简单地以现代否定古代，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不能成为文明批评的基本前提。 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基本构架中实现美好生活，不仅是中国文明关心的课题，而且是西方知识分子同样在苦苦思索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在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最开始，古今之争就成为一个非常核心的话题。众所周知，进入现代文明的两个核心事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是以用古代批判现实为开端的。而且，这都不是简单的借古讽今。无论文艺复兴对希腊罗马的热爱，还是马丁·路德向奥古斯丁的回归，都是非常认真的思想事件，而不是简单的政治策略。至于马基雅维里、蒙田、培根、霍布斯、洛克、牛顿这些现代文明的奠基者，无不对古典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可以说，没有古典文明的复兴，就没有现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奠定在对古典文明的重新理解上。 到了十七世纪末期，英国的牛顿和洛克分别确立了科学理性与自由政治在现代精神中的核心地位，而法国知识分子中却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古今之争”，一直持续到十八世纪。十八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启蒙运动，可以看作古今之争中现代一方的胜利的延续；但是，启蒙运动的最高峰却是卢梭，这个明确反对现代文明的各种特点，甚至反对文明本身的思想家。卢梭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深刻反思，被当作对现代性的第一次系统而深刻的批判，但这批判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却是对现代性的一次有力推进。法国大革命是这次批判的产物，德国古典哲学和浪漫派也都受到卢梭的巨大影响，从此出现的左派思想也更成为现代性的有力推动者。 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和尼采分别从左右两个方面猛烈抨击现代性。虽然他们利用的资源不尽相同，而且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诊断也不一样，但对现代性的否定却是一致的，而且他们的思想中都大量借助于古代资源。当然，批判的结果，又是再次推动了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受尼采影响的后现代和受马克思影响的共产主义，分别成为现代文明在二十世纪最激进的表现形态。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几乎所有重要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因而为救治现代文明开出了一个又一个药方。而他们努力的结果，都是再次推进和丰富了现代文明的内涵，同时也成为下一轮现代性批判的靶子。 以上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个粗略勾勒，已经足以表明，古今之争从来都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可以说，自从现代文明发生以来，传统文明就一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栖居在现代文明当中，并成为现代性反思自身和更新自身的重要动力。 之所以说古今之争是现代文明的核心问题，并不只是就历史经验来讲，而且是从现代文明的本质含义来看。对现代精神最有力的推动之所以往往来自传统文明，是因为古代文化本来就根深蒂固地包含在现代精神当中。我们知道，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经济增长、政教分离，等等，是现代性的一些基本内涵。但这些并不是人类美好生活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内容，因而现代社会的实质生活是不能仅靠这些观念来构成的。自由民主，只能给人一个可以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受外在约束的环境，但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的生活幸福；科学和经济，可以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提供更丰富的物质条件，但同样不等同于幸福生活。所有这些都只是为美好生活提供了最好的外在条件，但并不等于美好生活本身。美好生活，还必须有更实质的内容，而这些，正是靠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来填充的。政教分离，则是现代西方对自由地追求这种美好生活的制度保障。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传统的这些价值作底蕴，才有可能展开现代性的种种风景。自由、民主、科学、经济等等，只是现代文明的外壳，而使现代文明成为一个伟大的、普世的、有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