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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病症与产生的原因 　　内容摘要：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中国的女性文学到90年代由于空前的作品数量和广泛深刻的影响才正式被文学史所接受。与此同时女性文学也由于“身体写作”和片面否定男性而被限制了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许多批评理论却并未对女性文学进行客观的批判，而是带着某些偏见，这就使得本来就举步艰难的女性文学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女性被定义为“他者”和僵化的“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当代女性文学 病症 偏见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写作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在文学上的必然反应。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文化发生巨大变革，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声势浩大，冲击了西方社会的传统伦理、文学、语言，甚至人们的穿着打扮。在文学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女权主义立场和态度重新解读和审视以往几千年的传统男权文化，对以往的文学史进行新的价值重估，着重批判文学创作中男性权威所规定的性别等级观念，试图建立一种完全以女性为本质和目的的文学。在创作领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号召女性“以写作进入历史”，主要考察出自女性之笔的文学作品的历史、主题、类型和结构。中国冠以“女性文学”之名的文学创作是在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才出现的，到90年代由于空前的作品数量和广泛深刻的影响才正式被文学史所接受。在概念上普遍认可的女性文学必备“三女”的标准：女作家创作的、以描写女性生活为内容的、表现了女性意识的文学作品才称得上是女性文学。 　　一.“用身体写作”之病症与女性文学界定之偏见 　　“女性写作”本是具有西方背景的一个概念，最早使用者是法国的女性主义作家与学者埃莱娜?西苏，她首先提出了“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的主张。通过写她自己，女性返回到写她们的身体。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等呼应这样的女性写作思潮，开始大规模的“躯体描写”。女性的躯体呈现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的主题。在这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是，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的逻辑。“躯体描写”成了女性写作的旗帜和口号，细致描写女性身体的文字弥漫在小说文本之中，女作家们充满感性的描写使女性的酮体呼之欲出。后来的卫慧、棉棉、木子美的创作，更是被普遍地认为是准黄色小说，在满足了男性窥视欲、与商业社会达成共谋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女性耽于感官享乐、放任欲望追求、缺失价值判断的现实问题。甚至有人将其称之为“厕所文学”。这些问题的出现让批评家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女性文学的精神维度，认为女性文学对私人空间过度青睐，完全放弃了对公共空间的书写，使文学成为作家对于小小自我无休止的抚摸，而忘却了对于大众的感念。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女性文学由“书写自身”走向“厕所文学”这样的极端呢？我们都知道，在男女不平等的时代，所有的创造性都出自男性，因此，历史、政治等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都是男性的创造，女性并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尼采曾经说过：“从远古时代以来，在所有具有某种依赖性的社会阶层中，普通人都只是一种被给定的东西：他根本不习惯于自己确定价值，同样，除了它的主人给予它的价值以外，他没有给予自己任何其他的价值（创造价值是主人特有的权力）。”[1]这句话用在女性身上同样适用：面对男性所建立的价值体系，女性无法选择，也无从选择，她们的价值是被给定的。这也就导致还处于起步时期的女性文学走向两个极端：写自己的身体（唯一的非给定部分）和接受男性价值体系（即雄性化）。前者过分强调女性独有的东西，后者则完全忽视了女性的特殊性。“身体写作”使女性作为人的非性的生活被挤压到了边缘，女性沦落为性对象、性玩物，由于它是来自女性的笔下，又出现在道德失范的转型时期，破坏性就更大。 　　当然，女性文学的界定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当代也有一些女作家创作了具有社会深广度的作品，如王安忆的《长恨歌》从里弄出发，肯定了女性生活的日常性；《桃之夭夭》更进一步歌颂日常性，颠覆形而上的男性文化。如池莉，大肆张扬女性的世俗性生活，她的作品仿佛就站在柴米油盐之中。现在，女性写作解释起来已经颇费周折，以铁凝、王安忆、翟永明为代表的女作家坚决拒绝 “美女作家”的头衔，对女性主义也多有避讳，这一方面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着陆不当带来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是本身就举步艰难女性主义文学陷入更深的困境：写女性自身易沦为“厕所文学”，向更深广的方面写则直接被批评界甚至是作家自己划出了“女性文学”的范畴。女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