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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成因分析 　　内容摘要：南朝萧氏父子对儒家的诗教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在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上有不同层次的探讨，一致赞同文学由简朴到文华的“新变”趋势，其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父子四人如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文学观呢？本文从梁代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润、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及齐梁文风的熏陶三个方面分析了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的成因，以求客观公正地遵循文学研究原则。 　　关键词：萧氏父子 文学思想成因 文化环境 佛教文化 齐梁文风 　　南朝萧氏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自由爱好文学，他们对文学的本质、艺术形态及其发展规律都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他们的文学思想虽然不像刘勰、钟嵘那样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其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是只言片语的阐发，而是有着较为系统的论述，他们的主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梁代文学的发展方向。萧氏父子热情地参与文学活动，他们的文学思想既有趋同的一面，同时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闪耀着十足的个性光芒，在文坛上领一代风骚，对当时的文学影响巨大。 　　通过对南朝萧氏父子文学思想进行整合分析，不难看出，他们的文学观在存在着共性的同时，又各具特色。萧衍的文学观念中正平和、兼容并包，萧统的文学思想与其父最为接近，萧纲的文学思想在萧氏父子中是最为激进的，萧绎的文学观则显得复杂而矛盾。他们对儒家的诗教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在文学与情感的关系上有不同层次的探讨，一致赞同文学由简朴到文华的“新变”趋势，其对“文笔之辨”的讨论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父子四人如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文学观呢？我们知道，作家文学思想的形成一般深受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在研究萧氏父子文学思想形成原因的时候，应将其放置到梁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文化中，分析时代文风思潮对其文学创作的熏陶，以求客观公正地遵循文学研究原则。 　　一.梁代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润 　　东晋南北朝是秦汉统一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军阀割据、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而梁代却是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一个朝代，史传有记载“十许年中，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炫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 　　据史传记载，萧衍在前期的统治里励精图治，梁代的经济迅速发展。都城建康的城市发展具备相当大的规模，高门宅内建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家庭穿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铸。”皇宫园林则修建得更加绮丽奢华而又各异其趣，园内奇花异草，舞榭楼台，文人们酒酣耳热中即席赋诗。一般而言，文人们向往那种相对宽松的社会及政治环境，喜爱悠闲自适的生活状况，这样他们能够从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脱身而出，将自身更多的精力和志趣放在自然的审美中，从而潜心致力于文学创作。正是城市的繁华盛景、春风秋月，使文人们的情思得到浸润、感染，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审美观念，萧氏父子也是如此。 　　梁代偏安江南，杏花春雨，草长莺飞，秀美的景色、旖旎的风光时刻影响着梁代文人的文化气质和创作风格。他们情感细腻，思绪敏感，外物的变化容易引起他们内心的触动，产生情感的波澜，常怀伤春悲秋之叹，抒发一己之感伤。萧氏家族原籍是东海兰陵，大约是在今天山东省的的苍山和枣庄一带，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后，萧氏家族避乱过江，迁居到晋陵的武进县，也就是今天江苏常州和丹阳交界处的丹阳市境内，在《南齐书?高帝纪》上有记载：“晋元康元年，分东海为兰陵郡。中朝乱，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为南兰陵人也。”梁代的皇室和南齐同属南兰陵萧氏，由此可知，萧氏父子是典型的江南人，江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必然会对他们的文学主张产生一定的影响，长期生活在明山净水之间，领略杏花春雨的美景，欣赏草长莺飞的韵味，自然而然让人生出细腻温婉的情感来。 　　二.南朝佛教文化的影响 　　唐代诗人杜牧曾经漫游建康旧地，写下一首流传至今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之际，佛教地位上升，大受人们的欢迎。 　　齐梁二朝，帝王多真心奉佛，躬亲笃敬，文人与佛教的关系愈发密切，他们纷纷研习佛学义理，热衷参与法事道场等佛教活动，对佛教的尊崇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佛教思想渗透到梁代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其中，萧氏父子称得上是典型的代表，从他们敬信的程度来看，萧衍第一，萧统其次，纲、绎随其后。梁武帝笃佛是出了名的，萧统、萧纲、萧绎受到父亲影响也虔诚地信奉佛教。父子四人大量解释佛法、钻研佛理，“高祖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