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成果2.docVIP

试论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及其贡献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引言 晚清边疆史地学在近代中国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边疆史地学能在19 世纪中期，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盛极一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边疆地区成为中华民族兴亡安危、休戚与共的焦点。当时部分有正义感的官僚、知识分子，像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沈壵、何秋涛等都率先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他们怀着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开始关心现实问题和边疆局势，为筹划边防、御侮图强而献计献策。他们都以讲求边疆史地学而闻名，使边疆史地学成为晚清有一定声势和影响的学术派别，而“边疆史地学的研究的主导精神正是要求学术研究有裨于解决现实问题”。 道咸年间边疆史地的发展是在继承了嘉道时期受经世之风影响的边疆史地研究，同时伴随着当时“开眼看世界”思潮的兴起和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的渐次东传，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无论从研究重点还是研究方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道咸年间，以魏源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魏源作为当时经世之风的积极倡导者，主张“史”与 “治”相结合、史学研究和著述应为社会现实服务，为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指导，所以他的边疆史地研究就明确体现了这种经世史学。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惨败，使魏源深感忧愤，为了御侮图强，为战争服务，他搜集各类史料，“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之本末。”写成《圣武记》。后受林则徐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又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及新搜集的外国图文资料，于1843年初写成了《海国图志》，晚年又将精力投向于《元史新编》一书的编纂。魏源的边疆史地研究思想也大都包含在这三本书里。 魏源在边疆历史地理沿革研究上的贡献 清初，学者对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甚少，而其研究的重点是以诠经读史为目的，以内地十八省为研究范围。到了嘉道年间，由于西北边疆形势动荡不安，为了稳定西北局势，迫切需要掌握西北的各种情况，但是西北边疆研究很是薄弱。西北研究的著作虽非绝无，但为数甚少，仅有的几部价值亦有限，不能完全满足需要。因此，在经世之风的吹拂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了。嘉道时期，最早研究西北史地的要数祁韵士了，其西北史地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西陲要略》和《西域释地》两本书中，并对稍后的徐松和张穆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松著有《徐星伯西域三种》，开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之风。后来，徐松返回京师，张穆、沈壵、魏源、龚自珍等经常来往于徐松门下交流学习。“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 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鸦片战争前，魏源研究西北边疆的著作主要是《答友人问西北边域书》，而其后影响甚重的则是《元史新编》一书。 （一）《元史新编》在边疆史地研究方面的贡献 “鉴于前朝疆域未有廓于元者,而史书之芜蔓疏陋未有甚于元者。”元朝西北疆域记载模糊，如果能将其厘定出来，对于了解北部边疆地形地貌，服务军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元代疆域广大，亘古未有，通过宣扬元朝的盖世武功可以激励清朝统治者，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因此魏源对于西北边疆地理沿革的考辨是与元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的。与以往史学家不同，魏源在研究元史的时候更注重发挥其史鉴作用。 事实上，《元史新编》直接渊源于《海国图志》。他说：“源治《海国图志》，牵涉元史，辄苦迷津，爰取《元秘史》、《蒙古源流》及邱处机、刘郁之书，参以列代西域传记、图理琛《异域录》、亹亹钩稽，旁证侧出，遂成一图四考。”后来，魏源从英国人马礼逊《外国史略》,玛吉思《地理备考》两书中得到了有关五印度与俄罗斯史料，又花费数年从《四库全书》中搜集整理了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以《元史类编》为蓝本，“增益于钱、汪诸氏之考订，徐松之绪论，就《元史》删其繁芜，补其缺漏，订其谬 误”，成《元史新编》一书。《元史新编》体例严整，文笔精炼，议论深切，优于《元史》甚多。单就其在边疆史地的贡献而言，莫过于对元代漠北、西域疆域的考释。《元史新编》的主要贡献： 第一，补充了太祖,太宗,宪宗三本纪,充实了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的传记内容；第二，增加和改正部分开国功臣传；第三，增立了太祖三朝平服各国传,多叙漠北，西域史事。通过以上这些新增的本纪和列传，蒙元从初期至中叶以后在漠北和西域的历次军事行动了如指掌，而这些边疆地区的道里山川、风土人情亦于文中反映出来；第四，补和林、阿母河二行中书省。经过他的一番努力，“俾穷荒绝域，数百年如堕云雾者豁然得睹，其方位虽间有疏略，而其高瞻远瞩，辟榛莽而启津途，足以补《禹贡》之缺、步章亥所未穷已”。这应该是他对元史的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