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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政治中的认知相符问题 　　摘 要：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国际政治中的决策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对于错误知觉的产生、类型及解决途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认知相符理论就是错误知觉产生的一种原因。认知相符可以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种，对两种相符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错误知觉产生原因，进而提出有效解决方法。 　　关键词：认知相符；理性相符；非理性相符；知觉；错误知觉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51-02 　　一、内容概述 　　20世纪70年代，随着心理学进入到国际政治学领域，国际政治学者也开始从微观层面去阐述国际现象，解答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动因。其中，罗伯特?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一书就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对国际政治中发生的各种问题展开论述，作者试图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双方行为体均不希望发生冲突的场景下，在本来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和争斗，由合作走向战争。而这个原因即是由于认知的局限，国家决策者会产生错误的知觉，这些错误知觉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影响国家间关系的调整。 　　虽然不可否认，基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认知的缺陷这一微观角度对国际政治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适用，或者说在综合各种国际因素的条件下，决策者个人因素是否能体现出足够的作用尚待考证，但是不可否认，这种理论阐述从全新的角度给予了政策支持，也为国际政治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本文将对认知相符理论这一错误知觉的产生因素进行具体分析，对其中的理性相符和非理性相符进行分析，以解释错误知觉的产生过程。 　　二、认知相符理论概述 　　作者提出螺旋理论，认为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怀有敌意，那么即使有很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印象仍然能够得以维持[1]112。比如，我们往往认为，我们喜欢的国家会做我们喜欢的事，支持我们支持的目标，反对我们反对的国家。在这种理论逻辑下，我们形成了认知上的相符或平衡。 　　心理学上的认知相符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由美国心理学家W.J.麦克盖尔提出的。所谓认知相符就是指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接收新信息时， 总是下意识地使新获得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而回避、抵制与原有认识不一致的信息。正是由于认知相符，人们在即使接收到正确信息的情况下，也会根据自己的预期和偏见，下意识地朝自己需要的方向进行解释，产生错误知觉。在国际关系中， 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如果收到的信息与其原有的认知不一致， 就可能对新获得的信息或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 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相一致。比如，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对苏联形成了非常固执的“邪恶”意象，当苏联展示某些友好的举动时，杜勒斯认为这是苏联的阴谋，而不是苏联真心示好，这就是经典的关于杜勒斯的“内在邪恶的信念”模式。认知相符趋向影响决策者对形势的认知过程，进而影响政策的结果。它认为人一般自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合乎逻辑的，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外证明这一点，他通过将自己的内部状态与外部行为保持一致，避免逻辑矛盾来维护自己的理性形象。就像赌徒在输得越多的情况下，越不愿放手，因为“满盘皆输”的局面实在是自己不能接受的。 　　三、理性相符 　　相符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收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中去。杰维斯指出，无视与自己认识不一致的信息和将这样的信息纳入原有的认知框架之中，会使不正确的意象得以延续，使不明智的政策得以继续。例如，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制定其中国政策时，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共产党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只能接受蒋介石的建议。他缺乏对中共实力的准确估计，也没有去捕捉可以导致准确结论的信息。 　　知觉的相符性与经验一致，与逻辑推理也有关系。通过经验，我们预期事情会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种出于理性的推断。正如光环效应所揭示的，对于一个人某些特征的判断影响到对这个人其他个性特征的认识，当知觉者有证据认为某些特征是相互关联的，光环效应就能使人以低代价产生相对准确的知觉[2]。而逻辑推理则是出于情感的需要。当我们信任或喜欢某人时，那么他所喜欢的东西将会使我们产生莫名地好感，而我们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所做的行为，或他所喜欢的东西，将会使我们产生反感。这是一种基于情感的简单逻辑。 　　上面提到，情感在知觉形成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威廉?斯科特曾说：“人们很容易将自己喜欢的特征归于自己喜欢的国家”[3]。也就是说，当出现认知-情感相符的状况时，其中存在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国家的利益及意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