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歌与哀戚并存的文化意象.docVIP

赞歌与哀戚并存的文化意象 　　摘 要： 沈从文的根在湘西，湘西文化孕育了从文散文中独特的文化氛围。沈从文生长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对之充满了不可言说的温爱，同时他凌驾于湘西文化之上，在散文创作中表现出这样的文化意象：一方面对湘西自然之子的生命形态大加赞美，另一方面对湘西历史与现实中的悲剧性命运感到“无言的哀戚”。这种“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使他的散文具备永恒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沈从文 湘西系列 散文创作 文化意象 　　沈从文的湘西散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就似以凝重为主调的中国古代文物中别具一格的楚国漆器：一片黑色的漆底上现出一组绚丽生动的图案。无疑，沈从文散文的文化意象是独特的。 　　在湘西系列中，《湘行散记》和《湘西》两本集子，是沈从文散文创作的姊妹篇，它们和《从文自传》一起，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成就。在这里，他沉醉于对过去的诗情追忆，沉醉于过去的朦胧感觉和情绪中。正如他所说：“有人用文学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1]”表现在创作题材中，乡村的宁静代替了城市的喧嚣，开放的都市文明转向了封闭的湘西氛围。沈从文从自己熟悉的乡村文化记忆中，从那些尚保持原始经济生活方式的人情美、人性美里，构筑了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反衬中国的社会现实，表现对人生的思考。于是，沈从文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一些散文创作，总是包含着一种悲而美的意蕴。当他以文化眼光投向湘西的“自然之子”时，他们蓬勃的生命力令沈从文神往；当他以历史眼光投向他们时，他们尚未觉醒的理性令沈从文神伤。 　　一、沈从文对湘西的“自然之子”大唱赞歌。 　　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有那么一大部分人：“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2]滔滔江流上的水手和沿岸的农民、矿工和士兵，在悲凉严酷的人生现实面前并不怨天尤人，既有抗拒命运的生的挣扎，又有执著于人生的爱的哀乐。沅陵农妇像男人一样辛苦劳作，从她们的衣饰上却依然“可以见出‘生命’在这个地方有光辉的那一面”；那位带头造反的煤矿工人从容赴难，生死关头显示了人格的尊严，游侠式的人物田三怒和龙云飞，蛮悍之中不乏古侠士遗风。这些生活在沅水流域的芸芸众生，尽管背负着因袭的重担，尽管处于险恶的社会环境里，却在艰难之中显示了令人惊叹的生存能力，不仅繁衍生息，生生不已，而且能够自得其乐，表现富有光彩的人性美和忠实庄严的生命意识。 　　其中，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的演出的中心。水手是一种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水手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上船接近妇人时像一只小公猪。白天弃船，晚上玩牌，同样做得极有兴致”[3]。而吊脚楼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人生，生命一定是焦黄干枯的。然而，在作者的笔下，妓女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衷情所在，显示了生命之纯、之美的一面，没有被非人性绞杀。在《鸭窠围的夜》中，作者把这片山水的夜色写得十分幽静而动人，而在这片夜色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水手，和这吊脚楼临窗呼叫的妓女，却给这山水增添了无比的人情温暖。 　　沈从文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传统文化熏染下的中华民族所没有的原始人性，他们与自然和谐一致，生命形式是一种自然的袒露形态。然而，一旦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不难发现，他们也缺乏对生命的自我意识和自觉把握，一旦面临历史变革，作为生命的个体就将处于一种盲目的惶恐状态。面对现实，他们将无所适从。 　　二、沈从文在“大唱赞歌”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无言的哀戚”。 　　首先，从近处看，沅水流域的乡民，他们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河船上的水手，那些吃水上饭的人，在恶浪咆哮、滩险流急的长河上，不分寒暑，辛苦劳作，成天吃酸菜同臭牛肉下饭。一个年富力强，多行船经验的舵手和拦头，每天工资八分到一角钱，一个小水手，除吃白饭外，一天只有两分钱收入。因预先立有字据，水手上船后，生死家长不能过问，如果上滩时稍不留神，被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淹死了，船主烧几百纸钱，手续就清楚了。在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上，这样的水手至少有十几万。至于两岸乡村，在各种名目捐税的搜刮下，更是日渐萧条。“连浦市地方的屠户，也是那样瘦小，这是谁的责任”[4]。 　　这诚然是小人物艰难生存中的悲剧。“这些生命，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些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望无助。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5] 　　再将审视的目光投向远方，我们会发现湘西的历史悲剧仍在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