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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历史学的科学性 作者：赵象察 09历史学 学号：0816207 历史学的科学性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它应该正式诞生于人类科学体系初步确立的十八世纪。但可以断定这个问题的困扰自从人类历史意识与科学意识的诞生之日起就已存在，一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不断改变、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人类视野的不断拓展，无数伟大或平凡的学者都为这个命题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笔者作为一个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学生，也希望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本文将从宏观的思维体系和具体学科案例的分析两个方面，来论证本人对历史学科学性的看法，及其相关影响。由于本人才疏学浅，阅历有限。文中难免出现荒悖之处，还请资深专业学者、老师的斧正。望不吝赐教，使我继续进步。 何谓历史？何谓科学？ 现代历史学的概念源自西方。在希腊语中历史与历史学为同一个单词Ιστορ?α（对应的拉丁字母为Istoria），在现代英语中演变为History。根据第四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一义项即指“历史学”——对过去事件的研究；第二义项是“历史”——过去的事件，尤指从整体意义上来认识的过去事件；第三义项实际上是从第一义项中引申出来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叙述。可见，“历史学”和“历史”是其本义。在西方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义或解说中，具体所指为何，一般应视具体的文本语境而定。 历史学的科学性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又会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呢？以及在学术界对历史学全面的认知程度又有多少呢？ 历史学科学性一个很重要的具体体现就是考古实证与文献研究的关系。历史研究如同破案，在研究前不应该对研究对象有任何感情上的倾向，也不该抱有片面的经验。在研究过程中，考古发现如同实物证据，而文献记录如同口供。口供是证据之王，交代了整个案件的经过，把实物证据串联起来，构成证据链。但文献记载与口供一样，是完全主观创作出来的。即使其反映的是客观事实，也会带有一定的感情倾向，并且阅读者也会带有一定主观因素来理解文字内容。口供在逻辑上再完美，也不能单凭口供定案。在实物证据和口供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实物证据来验证口供的真伪而不是相反。在历史研究中，也应该抱有相同的严谨、理性态度。以考古发现为研究主体，用文献串联考古实证，构成证据链，最后得出结论。 而中国史学似乎自古以来就犯有有悖于科学性的方向性错误——重文献而轻考古实证。无论在教学还是研究机构中，考古从业人员的待遇和地位都难以达到文献研究人员的水品，其工作的受重视程度也较低。在近现代包括当代的诸多历史研究作品中，考古发现也常常仅作为不重要的证据对一些细节问题加以修正。可能是由于中国古代文献系统十分完备，逻辑漏洞较少而让人形成了具有严谨科学性的错觉。然而科学性不代表真实性。中国古代的史料多为官方记录，个人的史学作品除了少数作品以外均难以构成系统，难以构成另外一个证据链来进行佐证。个人所能获取的信息有限，此类作品极少有大手笔的宏观视野，多以零星的事件构架起来。这些因素其实极大限制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进展。 可以试想一下，若干年后的历史学家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如果仅仅以宪法等官方系统文献做研究依据，是否会得出我们这个时代工人农民社会地位最高的可笑结果？如果要获得真实的信息，应该考证工人农民居住区的遗址规模和结构，工作场所遗址的环境与条件，以及关于他们消费品的结构等实证。以及真实的银行存款记录，投资记录，奢侈品消费记录，反映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文学作品等非官方文献。再结合与当时其他相关文明的实物证据与文献记载，再运用经济学、政治理论学、群众行为学等理论进行逻辑推理。综合后最终得出相对可靠而合理的结论。 比如中国史学界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主要依靠文献研究而进行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其成果长期无法得到国际上的完全认可，其症结正在与此。中国古代史中的夏商周（西周）三代，都是早已深入中国人心中的中华文明起源的象征，而国际史学界只承认中华文明起源从商代开始。就是因为年代上属于传说中夏代的考古发现太零散，不构成完整系统。无法证明构成国家政权的条件——拥有相对固定的疆域和人口，拥有能实行有效统治的政府管理机构。虽然拥有诸多史籍的详细记载，但这种有悖科学性的史学研究方法终究无法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认识到历史学的科学性也是对所有历史从业者和爱好者的巨大挑战与鞭策。历史学是人类理论系统的时间坐标，与各个学科都存在着交集。这要求历史从业者一定要摒弃学科之间的隔阂与成见，尽可能多的掌握各方面理论知识，站在人类整个思维体系的高度来看待历史问题。同时也要走出自己所依恋的封闭小环境，深入了解社会的方方面面，熟悉各种社会运行制度，以今推古，作为参考。尤其是要体察并接受人性的复杂性与规律性，突破自己的原有的心理藩篱。才能不被他人的感情倾向所误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