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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演讲 　　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山村，村庄里发生的事就像一部部小说，甚至像今天报屁股上的“连载”，张家、李家的事，包括偷情，一天一变，大都公开透明，连黄毛小儿都拥有知情权。而村民的吵架，仿佛电视剧的台词，只要你稍微竖起耳朵，不用天线就能收听或者观赏。这种高度透明，让我过早地知道为人的艰难，人情的险恶……星期天，我常扯着母亲的裤脚赶集。她一边走一边倾诉，把不敢示人的委屈和怨言一并倒出来。长长的山路上只有我一个听众，有时听着走着我竟然睡着了，稀里糊涂地走了十几步，在即将跌倒时一激灵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滔滔不绝，顿时觉得对不起她，于是，又张起耳朵听，争取不漏掉一个字。 　　这种倾诉与聆听的关系，深刻影响着我对小说的理解。我以为小说就是释放自己的懊悔和积怨，倾吐自己的秘密，以博取别人的同情。我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就写了一个倾诉者曾广贤，他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花钱请按摩女听他讲自己的“后悔”。他讲得投入动情，而按摩女的心思却在“计时收费”，好像曾广贤只是为了倾诉而倾诉，并不在乎听者的态度。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讲述转移到父亲床前，没想到他的“后悔”竟然让13年来没有知觉的父亲流出了眼泪。潜意识里，我把读者当成了按摩女和植物人，自信我的小说就是木头看了也会感动。早在写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时，我就开始处理倾诉与聆听的关系，瞎子父亲王老炳叫聋儿王家宽买长方形的、能在身上摩擦的毛巾，结果王家宽买回了一块肥皂。看上去，这像是读者对小说的误读，也像是儿子挑战父亲，再追问下去，恐怕就是我在调侃母亲了，因为她当年的讲述也曾被我误解和歪曲。然而，再仔细一想，我又何止是在调侃母亲？今天有太多的讲述被误读和被忽略，比如成堆的小说有多少读者？会场里又有多少人在认真聆听领导的发言？有人说MP3的热卖和短信的狂增，原因就是我们说空话的会议太多，听者不得不用听音乐和发短信打发时间。尽管倾诉与聆听的关系如此紧张，但我还是怀抱幻想，就像哑巴蔡玉珍被人欺负之后用动作告诉聋子王家宽，王家宽再转告瞎子父亲那样，他们毕竟沟通了，尽管艰难。如果说聋、哑、瞎三人的沟通是对现实的隐喻，那我还不如说是隐喻写作与阅读。即使读者闭上了眼睛、关闭了耳朵，但作家却不能把自己变成哑巴，他要滔滔不绝地写，让读者的眼睛和耳朵重新打开。 　　现实比小说荒谬 　　中国作家钱锺书在一篇文章里说，最好不要让孩子看太多的童话，因为童话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一定战胜邪恶，但是，等孩子长大了，他们就会发现社会根本不是童话，恶意有时候会收获善良，而善心却难免会遭遇恶报。这种错位，仿佛电脑搭错了线，鸡蛋里长出了骨头，美女偏偏嫁了个丑男。现实是没有逻辑的。当童话的逻辑碰上了现实的没有逻辑，那我就会感到措手不及。 　　美国商家在“911”事件之后推出“钢板地下室”，只要装上这种钢制的地下室，如果再遇到恐怖袭击，购买者就可以躲在里面生活两到三天，等待救援。这则新闻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八十多年前，卡夫卡写了一只小动物，因为害怕更大动物的袭击挖了一个地洞，用尽心机在里面设置岔道和逃生之路，以为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挖好之后，这只小动物还是不敢住在里面，而是躲到洞口对面的草丛，偷偷观察什么动物会来袭击自己？那只小动物的恐惧，与今天遭遇了恐怖袭击之后人们的恐惧是何其相似！现实证明了作家的预言，也不断地超越作家的想象。与其说作家在现实中发现了荒谬，还不如说是越来越荒谬的现实让小说不得不荒谬起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早就发现了生活的荒谬性，他说：“人人都生活在可笑的状态中，可是人人都不知道这一事实。” 　　当报纸和电视大规模地展示全世界穷人们的痛苦时，我写了中篇小说《痛苦比赛》，说一美女征婚，希望嫁给有痛苦的人，于是几个小伙开始编造、合并痛苦，让其中一人去应征，仿佛谁拥有痛苦谁就拥有资本。在应征过程中，他们所编造的痛苦被生活一一验证，最终尝到了痛苦的滋味。古希腊的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忍受两次苦：经历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而传媒为了自己的收视率和销售量，每天都在上演假惺惺的同情，丝毫不考虑痛者的感受。1999年，我发现了身份跟身体分离的荒谬，写了中篇小说《不要问我》。大学副教授卫国因酒后失态，被学校处分，提着皮箱南下。火车上，他的皮箱被盗，证件、金钱和物品全部丢失，于是他要在另一个城市不停地证明自己是谁，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他都说连同皮箱一起丢了，以至于他的皮箱根本装不下那么多东西。没有人相信他，他不得不背诵自己的简历，生怕自己把自己忘记。我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思考，它至少描述了人类的“自我丢失”。但是小说发表不久，有位读者给我寄来了一则新闻，我才惊讶地发现类似的事情早已在生活中发生。 　　这则新闻说1988年，一位流亡国外的伊朗人纳塞里打算途经法国到英国，再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