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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和战略思考 ——纪念钱学森百年华诞 钱学敏 反帝反封 立志报国 钱学森反帝反封 、立志报国的宏愿起于历史的呼唤。他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亲来到北京，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正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广大人民初次受到民主、共和的新思潮的鼓舞，群情振奋。但 “革命尚未成功”，各地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华，中国仍然经济落后，百姓贫苦，风雨如磐，暗无天日……。这一切，都深深地锲写在钱学森童年和少年的记忆中。 直到他耄耋之年回首往事时，还无限愤慨地给我们讲述： 当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以后，如何凶残地屠杀人民，掠夺财物，火烧“圆明园”，践踏中国的主权；给我们讲述：在他15岁那年，英国军舰在长江上寻衅炮轰万县，火光通天，令我上千军民死伤的“万县惨案”；次年北伐军占领南京，帝国主义又干涉中国革命，炮击南京，死伤我军民两千多人，毁坏房屋财产无数，造成 “南京事件”等等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引发他的切骨之仇，民族之恨！ 而当年钱学森的师长、父兄（梁起超、李大钊、蔡元培、鲁迅、郭沫若、陈叔通、蒋百里、钱均夫、董鲁安……等等）以及千百万同胞和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华，奋起抗争、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曾令他激情满怀，心潮澎湃。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高扬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倡导科学（赛先生）与民主（德先生），更让少年钱学森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事危则志坚 情苦则虑深。这些用血与火书写的真实历史，始终燃烧着钱学森年轻的心。他是和同学们一起唱着“同胞同胞需爱国，国强国弱分荣辱，今我国势危且迫，要图强速速……”，唱着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等爱国歌曲长大的热血青年。他痛恨帝国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华崛起奋斗终生。 1934年，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学士学位。 钱学森的导师 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 1881－1963） 后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又改变了他的研究方向，从航空工程转向火箭研制。据钱学森晚年回忆说：“二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总统特别注重发展科学技术，多次把科学家们找来共同讨论在美国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问题，当时就找到了冯·卡门等科学家，他们讨论来，讨论去，结果就做出要尽快搞火箭发射、搞原子弹和氢弹研究这个英明的决定。因为一般的火炮打原子弹、氢弹，打不远，不行。有了火箭发射，你想打到哪儿，哪儿就完了，毁灭性的。” 二战后期的美国总统 罗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1882－1945） 其实，钱学森很早就意识到火箭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因而，对有关火箭的资料早有搜集、研究、分析。他的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就是探讨和论证，采用连续脉冲逐次推进的方法发射火箭的设计方案与计算。题目是：《探空火箭（特别是有关连续脉冲式推进的）飞行分析》。从理论上证明火箭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0万英尺。他还被邀请参加师兄马林纳（Frank Malina）等组织的业余“火箭研究小组”。引起美国军方的重视并要求合作。 当时二战需要美国具备射程超过100英里以上的火箭，冯·卡门等几位专家为此首先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型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钱学森担任JPL实验室研究分析组组长，与史都华、林家翘、钱伟长、郭永怀等十多位中外科学家一起群策群力，共同设计制造出美国最初的火箭和导弹：“女兵”“下士”、“上校”，在阿洛约·塞科（Arroyo Seco）山谷发射试验成功，成为美国最早成功发射的火箭和导弹。钱学森创造性地提出并论证了火箭和导弹的核心理论和技术，在研究试验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参与美国早期火箭和导弹研制时期的钱学森。 1945年月间，钱学森随冯·卡门讯问冯·卡门的老师——著名空气动力学家普朗特。（钱学森〈中〉与冯卡门〈右〉和普朗特〈左〉会见时的合影）JPL）主任，并授予他美国火箭研究的先驱戈达德（R. H. Goddard 1882-1945）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随后钱学森又受恩师冯·卡门的委托，在加州理工学院，担负起恩师的全部事业和工作。但是钱学森始终心系祖国，不改初衷，正当他的事业蓬勃展开，如日中天的时候， 1948年末以后，钱学森看到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准备回国，他毅然放弃一切优厚的待遇和显赫的地位，先后正式申请要求彻底退出美国空军科学委